本论文研究汇率改革、贸易开放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影响,以及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实际汇率的作用。论文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主要采用的是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L?fgren,Harris and Robinson(2002)开发的标准CGE模型,同时引入扩展的1-2-3(CGE)模型。在IFPRI标准CGE模型的数据处理方面,主要是根据2005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以及公开出版的相关统计数据构建了包括57个部门的中国2005年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并把它作为论文中IFPRI标准CGE模型的基期数据集。在2005年SAM中,不同农业部门划分采用了PRCGEM2007数据库中的相关信息。在IFPRI模型中的生产弹性计算上,采用了Bayes(贝叶斯)方法和广义最大熵(Generalized Maximum Entropy,GME)方法,选取较为合适的生产弹性;在计算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弹性时,采用了加权最小二乘法。由于数据获取上的困难,CGE模型中的Armington弹性和CET弹性筛选自不同的文献资料。在进行了模拟和结果分析之后,对CGE模型进行了敏感性检验。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大量农村劳动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压低了中国实际汇率。中国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生产率的上升没有充分地反映到工资上涨上来,从而没有观察到“巴拉萨-萨谬尔森效应”;如果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向服务业,即非贸易品部门,实际汇率将面临向下压力。汇率升值使农业的国内需求价格下降,除服务业、建筑业外,大部分产业产出下降。国内消费受到的负面影响小于生产受到的负面影响。汇率升值将对纺织、鞋帽、家电和已实现国际化定价的行业产生负面冲击。但是,生产中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均来自国外,产品也大部分销往国外,属于“大进大出”型的“两头在外”行业,人民币升值对其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大致可相互抵消,所受影响不大。过大幅度升值,对中国经济整体不利的效果显现。汇率升值后,农业部门的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服务业、建筑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服务业、建筑业这样的非农产业的转移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必经阶段。关税消减与汇率升值的不同之处在于:扩大进口的同时,它不会抑制出口。农业单方面关税消减情景下GDP上升幅度小于全面关税消减情景。关税消减对消费的负面影响大于对产出的负面影响。消减关税使大部分农业部门的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大部分非农行业劳动力需求增加。消减关税扩大了城乡差距。全面关税消减,其它谷物、纺织、服装、木材家具的产出价格下降,其余部门产出价格上升;除畜牧业、渔业、蔬菜水果外,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下降;能源、建筑业、电水气,以及与农业密切相关的食品烟草的商品总产出下降;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商品总产出增加。全面关税消减,畜牧业、渔业、蔬菜水果部门农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其余农业部门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建筑业将会有更多的进口资本品替代劳动从而导致劳动力需求降低;大部分轻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农业单方面关税消减,农业部门全面受损,产出价格下降。除畜牧业、渔业外,大部分农业部门的总产出下降;煤炭、石油、矿产、制造业、电水气产出略微下降,其余部门产出增加。农业单方面关税消减,建筑业的农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为降低汇率改革与贸易开放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需要加强农业支持,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竞争力。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产业结构升级,拉动消费、扩大内需应对汇率升值。再者,继续深化金融改革,降低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