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专利制度对科技或创新的影响建立在产权激励模型之上,这一假设在宏观意义上为专利制度合理性寻找理由。尽管授权专利能够给权利人以合法拥有技术的公示,但是本质上专利权是一种禁的权利,发明人获得授权的目的不仅在于对技术方案实施的奖励,更在于在确定的技术方案上划定绝对的禁止范围;由于只有在侵权判定的个案中才确定了对某个专利保护与否之结论,涉及专利制度对于技术之保护,其最终效用或强弱效果,则只能由专利侵权判定的个案所决定,并直接体现在具体案件中对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划定上。构成现代专利制度基础的是一套精密文件体系,通过权利要求界定专利权保护范围、以说明书解释权利要求的折衷原则是通行规则。司法实践为专利权划定的保护范围不仅是相关行业群体关注,而且更会影响到从专利申请撰写起始的所有环节乃至相关产业策略调整。从个案的运转来看,专利申请、审查授权直至保护都是围绕着专利权利要求进行的;由此,专利制度的实现实质上依赖复杂程序中各个环节里的权利要求解释。我国专利行政授权确权程序与民事侵权程序并行的二元体系下,专利行政确权的无效宣告程序及后续行政诉讼往往使得侵权判定程序冗长于普通民事纠纷;考虑到技术发展使得技术更新迭代周期越来越缩短,程序上的滞后与迟延往往与权利人的保护预期相去甚远。由此,围绕我国专利行政与司法的程序改造问题一直被广泛关注,行政程序的简化或者司法程序中权利无效抗辩的引入,一直是围绕专利体系二元制的关注热点。然而,行政和司法程序中均需要对专利保护范围予以划定,围绕着对文字表达的技术解读而展开;但是两类程序中的法律适用完全割裂,考虑到从专利申请到侵权判定要经历诸多复杂环节、多重主体,且往往时间上无必然连续性,导致各个环节之间的孤立,不可避免的形成冲突与矛盾。一般来说,围绕界定发明实质的专利授权条款,即所谓专利实质条件,在我国侵权判定的司法实践中一般不会直接适用,禁止反悔原则和现有技术抗辩原则,构成了两个程序之间法律适用的间接连接点。但是,新的司法实践中却在侵权判定中直接适用专利授权条款对权利要求进行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得出裁判结论,在法律适用方法上也是对传统二元体系的一种突破;这种适用方式自(2012)民申字第1544号民事裁定始,后续亦陆续有新的案件予以发展。尽管上述案件中确实对解决纠纷周期的冗长做出了突破性实质贡献,也开创了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判定的解决路径,并探索了在专利侵权纠纷适用实质要件的可能性。但是也引发了诸如案件既判力、司法与行政对专利实质要件条款理解不一致等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围绕二元体系中专利权保护范围的厘定与协调尤为值得重视,但目前以此为切入点的研究却暂付阙如。本文以专利实质要件在侵权判定中的作用切入点,围绕二元体系下权利要求解释的深层次冲突以及协调路径进行研究;分别从专利文件体系独立化之形成的诸多发展因素、行政与司法中权利要求解释问题基本逻辑差异角度分析权利要求解释之重要性与概念,并从权利要求解释的相关理论回顾与反思中论证权利解释问题的基本目的应在于还原技术实质,同时澄清对于权利要求解释与不同程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了专利实质要件与专利文件体系之关系并探讨专利授权条款在侵权判定中对专利保护范围的实质约束作用,进而在研究权利要求解释主观标准在两类程序中的特点和实现方式的基础上,基于特定类型权利要求的解释问题,分析了行政与司法之协调路径。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对专利制度的基本回溯开始,回顾了以技术保护为目的的专利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保护对象以文字表达为载体的专利文件体系这一过程;从制度滥觞之时的注重垄断表象,到指向确定技术内容的现代专利体系,基于制度发展和其自身不断强化的惯性,以及随着专利申请、授权与纠纷等等实践的不断大幅增加,选择特定的体系化文件系统成为这一制度与社会现实互动发展的唯一可行选择;但是衍生而来的繁琐复杂的文件体系,从撰写到解读均需依循特殊、艰涩的规则;专利制度的具体规则中呈现技术事实与法律杂糅难以区分之状态。这就使得一方面对专利保护日益独立于技术而偏向于对专利文件文字记载的保护,另一方面对于专利权利保护范围的界定成为专利制度中的难题。在此前提下,总结个案中权利要求解释之于专利制度的重要性。进一步,从实践中对二元体系下专利侵权判定与行政确权授权程序中矛盾予以归纳,将其分为表面上的规则直接冲突、与适用标准分歧,以及深层次冲突,同时总结上述困境的实质在于法律适用割裂带来的对于专利文件的内在逻辑,以及解读专利文件的思维过程,甚至于对专利文件组成部分的地位与作用等等认识上的差异。复次,从专利文件的形成、权利要求书地位的演变等过程所梳理出的理解专利制度之基本维度,作为理解专利文件体系的背景,在此基础上,梳理对于权利要求解释的各类定义,并结合行政与司法程序中不同的任务与思维特点,总结在授权确权与侵权判定程序中分别基于不同的比对对象和逻辑思维过程,认为对权利要求解释是一个进行比对、比较以明确或固定文字表达的技术内容的过程。进一步,从结合近期司法实践的突破与创新及相关案例,分析上述案件的适用实质局限及后续影响。第二章,首先从专利文件体系的基本结构切入,分析专利文件形成过程是一个从具体技术事实提炼、概括至以文字为载体之方案的过程;并结合这一过程总结权利要求与专利说明书无法达到理想状态的原因包括:文字表达的固有缺陷、文字与技术之间的表达方式隔阂、“归纳”过程之必然谬误及多环节沟通过程中的信息损失。其次,对既往围绕专利保护范围确定的基础理论如合同论、自然权利论、激励理论、贡献论等等进行分析,并对近年来新兴的经济分析与政策杠杆等解读专利保护制度的新模式进行评价,认为这些理论与模式仅能论证专利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在确定专利保护对象等宏观问题上发挥作用,而对于微观的个案中权利要求解释及专利保护范围界定的合理性中,并无运用或指导的空间。进一步,结合前述专利文件的体系构成与形成过程在于具体技术事实借助文字进行表达,在专利制度的基本目的为以保护为手段促进技术进步的认识下,认为基于现实中专利文件所固有的非理想状态,纯粹的文义解释倾向必然由于文字模糊及文义多重性而陷入左右摇摆而无法实现稳定可预期性,从而论证权利解释问题的基本目的和依据应在于还原技术发明实质。最后,结合将行政确权与侵权判定至于整个专利制度运行体系的大背景下,基于各个程序的不同任务与特点,论证二元体系下有关权利要求解释的方法、时机和不同程序之间的他洽问题,认为不必坚持行政与司法的表面一致性,而应使得各个环节的权利要求解释在整个程序体系中形成自洽。第三章,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以既有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为起点,围绕专利实质要件在侵权判定中的作用展开。首先,从专利申请到授权及后续的各个程序环节与专利文件形成过程切入,分析禁止反悔原则与专利文件体系的关系,澄清了用以作为权利要求解释的专利文件范围。其次,分析公开充分条款的含义及在专利行政授权确权过程中的作用,从内在与外在两个角度论证了该条款与专利文件的关系,并结合侵权判定司法实践中的判断因素,确定了这一条款对于在二元体系下的不同程序中对发明实质及专利保护范围的约束作用;并分析了发明目的在权利要求分解与界定中的作用;进而结合等同原则之适用过程,从文义更正、明显错误的修订、等同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判断,这些专利侵权判定中的实践问题出发,分析论证了专利实质要件中的“修改不能超范围”、“权利要求得到说明书支持”等条款在界定权利要求中的术语、划定文义界限、约束更正式解释的边界等环节中的适用,论证并验证了传统的仅在行政程序中有所适用的专利实质要件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第四章,围绕权利要求解释的主观标准----“本领域技术人员”展开。首先,以这一抽象拟制标准的界定和作用为起点,分析其在目前二元体系下不同程序中的实现路径的现状与不足,并指出这一主观标准在不同程序中互相协调的重要性。其次,从这一概念的基本定义角度,对围绕“本领域技术人员”的证明及认知行为进行厘清,认为既有的举证责任形式掩盖了这一概念的本质,应该从基本定义的两个层面出发,精细化区分并剥离技术事实认定、技术判断与法律判断,在此基础上确定具体个案中这一主观标准的证明与实现路径。最后,在深入澄清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谬误、分析现实困境的实质原因之基础上,结合专利案件中逻辑过程的精细化区分,分析各种事实查明机制如何协调运作。第五章,在二元体系的背景下,探讨对特定类型权利要要求或特殊技术特征进行解释并划定专利保护范围的协调路径。首先分析了围绕功能性权利要求司法和行政规则的分歧问题,这一问题基于技术发展而越来越受关注,本文认为既往研究仅止于将两种规则予以字面一致,而忽视司法与行政体系实质差异及最终目标上的协调,对实践中的难点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并无裨益;由于侵权判断中特征比对之复杂性、权利要求解释中的多种考量因素及思维过程之不确定性,加上对于我国始终缺乏功能性特征的严谨定义,这些对具体案件判断过程及结论的影响,远甚于前述两个不同规则表面上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分析域外相关规定的自洽性,认为应基于侵权判断的实践层面寻求恰当的解决之道,在个案中以专利实质要件的思路予以再归纳并精细化分析,才能在拒绝保护或予以无效这两种极端解决方案之间,得到合理化解释路径。其次,对司法实践与行政授权确权程序中,围绕特定类型权利要求,如组合物权利要求、马库什权利要求等,基于程序理念与认识方式不同而产生的常见分歧进行分析,探讨了不同二元体系下司法与行政不同认识的成因;同时,对权利要求中的特殊限定方式,例如权利要求之主题、数值范围限定、用途或参数限定等等,在不同程序中的认识差异所导致的案件结论不协调之处,予以总结,并分析造成上述现象的内在逻辑实质与认识错误;在此基础上,澄清了专利文件撰写规则与专利实质要件之关系,于专利文件体系化之视角下,总结了上述特殊内容在两类程序中的协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