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公司制度中,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已由股东会转向董事会。而股东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将会以科学的代理制度进行规范,此时,如何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懈怠倾向就成了公司治理的难点,而该道德风险和懈怠主要因两者的信息不对称所导致。为了保障股东的权益,《公司法》规定了股东知情权,其作为工具性、基础性的权利,在平衡股东与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之间有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2005年修改的《公司法》(以下简称“2005年《公司法》”),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同时,也未规定法制发达国家的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制度。因此,我国现行《公司法》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制度不足以解决近些年司法审判中遇到的种种难题。比如,在查阅权中,现行立法并未对“主体资格认定”、“客体范围界定”、“不正当目的界定”及“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明确化。在质询权中,法律文本上并未对“客体范围界定”、“说明义务主体”及“诉讼机制”等问题明确化。在构建检查人选任请求权制度上,更是“一字”未有。本文根据上述问题,结合大量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努力构建符合我国法治实践的股东知情权制度,以资对保障股东行使其他权利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