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粗犷型”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导致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显著。在新发展格局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提升兼顾“绿色”与“创新”的绿色创新效率成为我国实现地区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稳步推进,数字经济作为驱动创新的新引擎,能否突破环境资源约束,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实现创新绩效、经济效益、环境绩效协同增长?本文以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与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测算了2012-2018年我国各省份绿色创新效率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来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我国2012-2018年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稳定上升,绿色发展效率内涵不断丰富。从全国层面来看,我国绿色创新能力不断加强,环境效益显现,要素投入情况不断优化,资源利用效率稳步提高;从区域层面来看,虽然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效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三个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值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差距不断缩小;从省份层面来看,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省份绿色创新效率值较高,但山西、内蒙古等中西部内陆省份绿色创新效率值整体趋势上升速度慢,仍需加快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2）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我国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数字经济利用数字技术的协同效应,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应用、数字产业发展三个层面实现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跃升。（3）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与提高市场化程度促进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提升。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劳动力错配进而提升绿色创新效率,劳动力错配在此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数字鸿沟导致的“虹吸效应”使得数字经济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资本错配在此过程中发挥遮掩效应。从市场化水平来看,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市场化水平为创新主体提供更加完善的市场环境,从而提升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此外,从外部驱动机制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集聚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创新效率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集聚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4）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与发展方式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与资源型地区绿色创新效率表现为抑制作用,对中东部地区与非资源型地区表现为促进作用。此外,本文进一步研究两阶段绿色创新效率发现,数字经济对绿色研发效率和绿色成果转化效率都具有积极的提升作用。围绕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对策建议如下:（1）增加数字产业资本投入,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2）通过政策手段缓解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本错配。（3）为企业绿色创新活动创造良好外部环境。（4）制定数字产业政策注重因地制宜,根据各区域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和动态化的产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