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十八世纪中叶英格兰严格的性别等级制度,二十世纪90年代前的学界一般认为男性主宰公共领域,女性则被局限于私下空间,并使用这样的二元论来描述性别在该时代文学创作中的体现。本文质疑这个分析框架是否能够反映十八世纪中叶英国女性文学创作的真实状况。萨拉·菲尔丁是英国十八世纪中叶的著名女作家,她的写作经历既独特又有代表性,本文旨在在她的文本中寻找作者主导权的证据,以证明她并非只是“温和缪斯”。本文借鉴了苏珊·兰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来比较研究萨拉·菲尔丁的《大卫·辛普历险记》与亨利·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斯》,特别关注了两位作者的文类选择和叙述声音。本文着眼于分析文类选择和叙事立场中的性别区分之形成过程。两本小说同属流浪汉小说,但文类上有明显的性别倾向。《约瑟夫·安德鲁斯》属讽刺小说,而讽刺文体由于其人身攻击、党派纷争、辛辣嘲讽等诸多特点,属于公共领域,总与男性化特质相关,而《大卫·辛普历险记》则属于女性化的感伤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由于道德、贞洁和持家能力构成理想的女性形象,这种社会文化使得女性作家不得不选用一种更为谦逊的叙述方式。文章着力查看了两本小说中能够支持或挑战“男性化讽刺／女性化感伤”模型的文本证据。本文认为面对男性对于讽刺文体的垄断,莎拉·菲尔丁的写作既为性别桎梏所困,确又有所突破,因为她在感伤中添加了讽刺成分。本文也研究了两本小说中“作者型”叙述声音的特点。在女性作家话语权受到严格控制的状况下,虽然《大卫·辛普》的作者型叙述声音并不鲜明,但《大卫·辛普》的叙述声音凝聚了萨拉在社会束缚下仍力图发声的抗争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