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监狱改良》一文借助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立基于原始资料,对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转型中极具重要地位而又鲜有人措意的“清末监狱改良”这一课题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全书除“导论”以外共分为五章,其大致内容如下:“导论”部分就论文选题、研究方法、研究材料和研究对象作了一些前提性的说明和交代。“改良前清代监狱简况”首先就改良的对象进行了有关背景性的描述。清末狱制,一承明制。从性质上说,清代监狱基本没有脱离封建狱制之本质,原则上还不是一种行刑机构,其主要功能不过为一种羁押待审人犯和证人以防其逃脱的机构而已。清代监狱的管理体制相对简单,负责管理监狱的多半不过为一些素质低下、贪婪残酷的佐贰杂流而已。因此,尽管在清代监狱立法中常不乏有关体恤囚犯、依法待囚之规定,然而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监狱状况可谓惨无人道,无复人理,令人“闻之不禁毛骨悚然”。“清末监狱改良之动因”一章具体分析了清末监狱改良缘起的一些造因。清末监狱改良很大意义上是对缘于救亡图存的压力所生的清末新政以及随后而生的预备立宪的一种因应。除因应于新政与预备立宪的压力外,当时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领事裁判权对清廷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因而也当然构成了监狱改良的强大动力,尽管当时人们对于改良监狱与废除领事裁判权之间的逻辑关系之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但客观上正是这种认识论上的偏差却构成了清末狱制近代化有力的思想推进器。除此之外,当时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观念之转型也是清末监狱改良的重要动因。第一,随着海禁之大开、交通之发达,传统的军流徒等刑罚已经不能适应客观情势之发展,它们与设立这些刑罚手段时的初衷已经发生悖离,因而在客观上呼唤着近代监狱的出场;第二,随着社会观念的变迁,人们的犯罪观念与刑罚观念亦与时俱进,因之而在清末新政前即已产生的有关迁善所、教养院等客观上为后来的监狱改良提供了理论上的先声与实践上之过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末监狱改良亦是事穷则变、乱极思治下的结果。“近代监狱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特质”部分主要研究了近代监狱思想在清末的滥觞、初步形成及其特质。时至清末,昔日的“威仪大国”早已风光不再,其紧闭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然击开,并被迫向外国派遣使节。在这些使节的游记和叙录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措意于西方狱制的文字。通过这些早期的言说,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其中对西方狱制平允的介绍,而且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中西狱制的歆羡之情与其渐生的监狱改良之议。除此之外,十九世纪末期还在中国悄然萌生了一些全新的监狱(行刑)思想与实践,这也为日后监狱改良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准备了理论资源和实践素材。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会奏的江楚二督“变法三折”,标志着清末监狱改良思想正式诞生,而其后不久由时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于1902年底奏请的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之折又开创了清末监狱改良的新局面。随着新政后实心“与民更始”的清廷对监狱改良的高度重视,监狱改良之实践终于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启动和展开。而后在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之后,伴随预备立宪有关筹备事宜的压力,监狱改良事宜更是被推至历史前台。至此,清末监狱思想亦日趋成熟并终至初步形成。尽管作为后发的近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在监狱思想的形成上没有经过西方近代监狱思想衍生所经历的几个分界较为明显的阶段,但就其性质来说,则基本具备西方狱制思想的近现代性的两个特征,这两个主要的特征即是,一是注意行刑之人道化;二是注重对罪犯施以积极的感化教育。尽管清末监狱改良思想的形成受西方影响,但是在中国近代监狱思想的生成上,清末知识人并不只是简单地扮演着“知识搬运工”的角色,将西方近代狱制思想予以照搬,而是有着他们自己深沉的思考和理性的选择。在对中西监狱思想有了较为熟稔的了悟之后,他们通过回溯自己的思想传统而为其所接纳的西方狱理在中国寻绎到了接榫的资源。其意图是很明显的:“笔叙远古,意在当下”,他们通过引证自己的传统,借以表达和证成自己的维新主张。于是,经由这种“外求诸野(西方)”“内征于古(中国)”之中西文化之激荡,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合奏之下,西方近代的监狱(行刑)思想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言语表达方式,近代监狱改良思想得以初步形成。“清末监狱改良之践行”部分分“清末监狱改良之预筹”与“清末监狱改良之实施”两个方面全面展示了清末监狱改良的实践情况。尽管历史没有给予摇摇欲坠的清政府足够的时间和机会从容图治,但清廷在监狱改良这一事业上确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了有名有实的改革。首先,除了将传统的刑制进行了陆续的改革外,清廷还在宣布预备立宪后进行了全面的官制改革。其次,为学习西方先进狱制,中央和地方曾多次派员出国考察,特别是对于“通洲同文”的日本监狱的考察,无论是对有关于狱理还是有关狱制方面诸如监狱结构、监狱生活、监狱作业、监狱教诲等,更是巨细不遗,洪纤毕举,为清末监狱改良提供了理论上的智识资源和制度上的借鉴蓝本。再次,为参加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第八次万国监狱会议,清政府还分别从法部和大理院中挑选了部分精稔中西狱理的官员,分为两拨人马亲自赴会。会后,法部和大理院分别就这次会议情况及赴欧洲考察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为清末监狱改良在理论与实践上提供了丰富的取鉴之资,从而也大大拓展了国人的理论视野,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以为日本就是西方的化身从而作为学习的对象与楷模予以尊奉。在监狱改良之具体实践上,除了进行所谓的清理监羁、整顿讼狱以外,在当时由山西巡抚赵尔巽奏请的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一折经刑部议复、皇帝谕允,而在全国得到通行后,中国近代监狱改良便跨出了实践之第一步。尽管“其构造组织及一切设备,于监狱学理,虽不能尽合,然实为改良监狱之嚆矢”(王元增语)。自1903年开始,罪犯习艺所在各省开始得到陆续议办。清末宣布预备立宪后,刑法改革、司法审判改良、监狱改良等事宜被相继纳入宪政议程。随着新刑律预期实行的压力,而罪犯习艺所无论在设施的配备、人员的管理和组织结构上,终究不能满足和胜任监狱和看守所的职能与要求,因此这在客观上呼唤着看守所与模范监狱的出台。1910年,由日本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博士设计的京师模范监狱正式开工建筑。在省城模范监狱的兴建上,清廷覆灭以前,奉天、湖北、两江、云贵等省模范监狱均已改造或兴建完毕,其他如山西、广东等省亦均在筹设。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的监狱改良,当然不能仅涉及硬件设施之改良,而且更应注重行刑理念与宗旨之转变。因此,对于监狱管理新式人才的培养、管理与委任,就显得特别重要。为了培养出专门的监狱方面的人才,清廷曾饬令学部于京外法政学堂一律增设监狱学专科,遴选法政高等学生专门研究,而在设立新监狱的地方,并需附设监狱学堂。此外,各省也曾以各种形式如在司法研究馆附设监狱研究班或在法官养成所附设监狱专修科以为监狱输送必要专门人才。最后,在日本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的帮助下,清廷还制定了集近代监狱思想之大成于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单行监狱法典——《大清监狱律草案》。“历史评价”一章主要分析了清末监狱改良的历史局限及其历史意义。与以往相关评价不同,尽管笔者也指出了清末监狱改良过程中的一些历史局限性,但本文更注意从积极方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改良进行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在思想方面,它催生了中国近代监狱思想,初步实现从传统的注重惩罚折磨犯罪人的报应刑思想向以教育改造犯罪人为旨归的教育刑论转型,尽管其理论尚显肤浅而不够成熟,但它毕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动力推进了清末监狱体制的近代化转型,也为日后中国近代监狱思想的日臻成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监狱体制方面,清末监狱改良事业开创了中国监狱史上近代监狱体制之先河,尽管监狱体制与学理不尽符合,但其筚路蓝缕之开山之功自亦不失其应有意义。正缘于此,清末狱制基本为后来的民国政府所全盘承继,无论是在清末时期创建的罪犯习艺所、模范监狱,还是其时所培养的监狱管理人员,悉被民国政府纳入彀中,改造利用,引申发挥,甚至连《大清监狱律草案》亦被作为后来的《中华民国监狱规则》之蓝本而予萧规曹随。而且,就我们今天在监狱行刑中所倡导的注重犯罪人之个体特征而因人施教,以帮助其重返社会的现代行刑理念与宗旨,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视为这场启蒙之接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