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通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相对较快,但是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则相对滞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是影响当前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顽疾。面对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伴随着的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一直在较长的时期内采取“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行治理。在运动型指令式的治理措施下,环境破坏基本得到有效的遏制,生态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是在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下,经济增速、产业结构与人口就业都难免受到影响,特别是对作为社会经济的基本载体——微观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在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的协同发展愿景下,探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依据环境规制工具选择——环境规制理论假说——环境规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脉络,梳理环境规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其次对江苏太湖水环境治理进行简单的介绍。最后从理论层面对环境规制影响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简要的机理分析与异质性分析。在实证层面,基于2008年江苏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的准实验,利用2002—2015年江苏省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OP法和LP法测算出微观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行政式的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深入地验证了指令式的环境规制对微观企业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政策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具有一定持续性,影响强度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态势;（2）这种负向效应在企业所处行业、企业规模与企业产权性质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具体体现为高污染行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更为明显,而大型企业与国有企业受规制政策的冲击相对较小;（3）“命令-控制”型的规制政策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与管理成本有所提升,而且恶化了企业在信贷市场面临的融资约束状况,同时弱化了企业产品创新能力、削弱了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基于严格的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在“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政策下,在一定时期内很难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的“双赢”局面。因此,从加大政策实施的灵活性,辅以税收、补贴等手段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激励,引入市场化的规制手段,逐步探索并推进污水排放交易制度的建立,强化培养社会整体的环境保护意识与生态文明理念等方面为中国环境治理的帕累托改进提供可能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