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碎片化推动全球生产分工进一步精细化,与此同时,生产的复杂性也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延伸而进一步加深,给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各国的污染物排放带来了深远影响。现有文献对全球价值链的指标测度日臻完善,但有关全球价值链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尚未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理论框架,也缺乏对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这一指标的关注。本研究根据已有文献,从分工精细化带来的“减排效应”与生产复杂化带来的“污染效应”两个方面,建立起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环境效应的理论框架。而后根据WIOD提供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环境账户中污染物排放数据,选取中国等39个国家1995年至200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这一理论机制对不同污染物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与污染排放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环境效应为负,“污染效应”大于“减排效应”,这一点在空气污染与水污染之间并无显著差异。通过替换核心因变量与控制变量,发现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对污染排放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拓展研究的回归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对空气污染物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对水污染的影响则是线性的。生产长度较短时,环境效应为正,“减排效应”大于“污染效应”,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与空气污染物的排放负相关,当生产长度较长时得到相反的结果。此外,环境规制的强弱会对“污染效应”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环境规制越强,“污染效应”的作用越大。国家经济社会的发达程度则对“减排效应”的发挥产生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通过精细化分工能够得到生产与管理技术的巨大进步,从而减少污染排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高低会影响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环境效应的大小。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环境效应均为负,回归系数在危机后变小。金融危机前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未发生明显变化的国家环境效应为正。最后,通过对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制定的严格程度是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作用于污染排放的有效渠道。基于以上实证研究结果,从全球价值链生产长度的大小、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协调机制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主导企业与其他企业提出政策建议,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给出合理的环境治理建议。最后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发,提出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从全球价值链的“污染效应”与“减排效应”角度处理环境问题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