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企业年金计划管理过程中的行为控制问题，核心在于控制企业年金计划运作的相关风险，保障计划营运的安全和受益人的利益。企业年金计划的风险结构是可以预期的，除投融资引起的金融市场风险外，还包括因计划发起人倒闭而引起的筹资风险、因企业会计造假而引起的财务风险以及因年金信托运作模式带来的委托代理风险。基于这些风险的存在，设计实施企业年金制度的目标就可能无法达成，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 评价一个企业年金计划管理的效率，不应以基金保值增值的程度作为评判标准，而应当以计划受益人权利受保护的程度为标准。将基金的保值增值程度作为一个企业年金计划管理的最终评判标准，不能反映计划设计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意愿实现程度，无法完整地衡量一个年金计划的效率。受益人的最终受益水平是基金保值增值水平经利益分配机制调节后的结果。研究企业年金管理过程中的行为控制问题，目标在于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管理的效率，保护计划受益人权利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企业年金管理过程中的主要经济行为可分解为筹资和投资两方面，实施相关行为的主体包括政府、计划参与者、计划受托人、专业机构和计划受益人。各利益主体追求自身部门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无意中会削弱组织目标系统的一致性。需要在已有经济社会政策框架内，不断寻求制度优化及完善，进一步规制个体组织经济行为，将个体理性统一于集体理性之中。 企业年金计划风险水平取决于各主体实施投资和筹资行为的合意程度，而合意行为的产生需要有效的控制方法。控制的核心精神不应在于对不规范行为的强制约束和严厉监管，更重要的在于对规范性行为的激励和对不规范行为的正确引导。本文探讨的企业年金管理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具备利益倾向和利己动机两个基本特点。因此，监管过程可以考虑激励和约束并举，并以激励为主的控制策略。在承认各主体合理的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重视激励机制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作用，将事后惩戒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 针对企业年金管理的特点，本文提出了一些控制工具和方法，即缴款原则约束、税制激励、劳资自由协商制度、风险补偿计划、基于收入的配套交费方案、投资决策权分配和强制信息披露，期望能够应用于筹资和投资管理实践过程。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分析研究方法，提出了以替代率为主要指标的测量评估模型，为更有效的控制提供参考。文章强调筹资政策和投资政策的配合，强调计划缴款率和投资收益率指标的配比，不能只侧重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