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至1945年3月，美国利用当时最先进的B-29重型轰炸机从印度的加尔各答基地和中国成都附近的前进机场出发，对日本南部九洲和在华日本占领地鞍山、台湾等军事要地实施远程战略轰炸行动，此即“马特霍恩计划”(Operation Matterhorn)。该计划在筹划之时，因其预计效果“不佳”，及高昂的经济成本、政治代价，曾受到美国一些军方人士甚至部分国家高层决策者的反对，但以罗斯福为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力排众议执意实施。　　 为实施马计划，华盛顿需要重庆政府配合的事情，最明显的是在华西修建4个重型轰炸机和几个战斗机机场外还有许多，以及为在华美军提供相应的饮食起居服务。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又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为美方提供气象、敌方情报服务，这些情报来的源往往是多方面的。和此前就已进入中国收集中国气象等军事情报的美国“海军中国观察组”一样，实施马计划的陆军二十航空队所需气象情报就有至少有3种信息来源：“中国气象局”、“航空委员联合组织”、“中航公司”。另一重要的来源是派驻到西北的观察组。①　　 美军派遣整整一个“观察组”到西北、华北地区必将与中共交往，而且又正好在延安，重庆方面的敏感和不情愿可以想见。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此与蒋介石多次直接电文交涉，冒着被重庆政府怀疑、指责的巨大政治风险，坚持向“非法武装政府”--中共中央政府所在地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The U.S ArmyObserve Group)。　　 美军“联络”中共进入那些地区的具体军事目标在于建立气象观测站，获得二十航空队轰炸目标--日本本土的气象预测信息。“因为世界这一部分的气象活动通常是在亚洲大陆开始发生，然后从西北朝向东南推进”，也就是说“在西太平洋的气象变动，都是从中国开始发端的”①。为陆军二十航空队在中国各地，尤其靠近内亚地区的中共区域建立气象观测站并派驻军事观察组，②就成了自美国“海军中国观察组”之后，又一进入西北等中共敏感地区的美国军事组织。　　 对马计划来说，观察组在延安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支持其重要的后勤工作--B-29回程机组人员的搜救，恰当及时地处理B-29坠落的残骸，防止被显性的对手日本，和未来潜在的对手苏联获得相关信息，以保持美国在远程重型轰炸机技术上的机密和领先性。　　 美军观察组的使命虽然在对日作战结束后已经改变，但最初组建观察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就在于它对马计划的直接支持：美军延安观察组在对日战争期间，不仅为马计划和后来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对日轰炸，甚至原子弹的最后投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气象情报；并使马计划搜救完整网络覆盖了几乎B-29和相关飞机所有在华行动飞机可能到达的地方。　　 延安“美军观察组”和“海军中国观察组”，同样来自美国，也同样要与中共接触，但重庆对此二种观察组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梅乐斯的“海军中国观察组”，由于通过“中美合作所”这种经过政府参与的合作组织与中共“间接”而“合法”地接触，得到蒋介石的通力合作。而延安美军观察组，尽管与重庆有最高级别的交涉，但就其具体方式、交往规模和时间长短而言，由于它与中共的接触几乎是“大范围正面交往”，以服务B-29轰炸行动这种具体的军事理由而派出延安美军观察组，已不足以消解重庆方面的极度不安，蒋介石唯恐美、共接触造成对中共边区“非法政府”事实上的承认。　　 尽管国共双方都对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真实用意不明了，但中共方面确如蒋所担心的那样，随着美军观察组驻进延安，获得了一种被华盛顿“承认”的快意。中共似乎感到美方不惜派出华莱士副总统促成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成行，意在“架起中共与美国政府联系的桥梁”。延安甚至开始在美、苏两种国际力量之间做着细心的掂量。然而，这种迟到的“承认”与“合作”①随着一次次同美军“极为可行”的合作行动的流产，中共对美国满心的期待最终都变成了失望、愤怒和被一再强化的自主发展意识。　　 马计划实施后，中国战场上的国共双方，以及驻华美军各派都有着形态各异的强烈反应。国民党利用美方实施计划的机会与对方讨价还价，寻求进一步的军事、经济支持，并艰难地维持着备受中共威胁的中央权威。因为在马计划的实施过程在中，也和气象情报的获取那样，美军的救援系统不仅覆盖了战机在国统区所有可能到达的海域、陆地、国民政府力量相对薄弱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还包括中共所在的西北、华北地区。　　 就在国共双方小心计算美军带来的“机遇”与“风险”的同时，在华美军的两种军事力量--中缅印战区的史迪威和陈纳德，也进行着“陆战取胜论”与“空战决定论”，以及这两种战术与华盛顿总战略之间的多方博弈。史迪威坚信，美国“在亚洲大陆最终必将和日本佬作战”。华盛顿的马歇尔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史迪威的这种观点“同华盛顿无须在亚洲大陆对日军发动大规模战役的情况下打败日本的战略是完全对立的”。马计划实施后，华盛顿的马歇尔一再提醒，“史迪威的任务就是保卫这些新的轰炸机基地”，而这些“新的轰炸机机场”均为马计划修建，可见史迪威此间任务就是配合二十航空队执行的马特霍恩计划。　　 另一位同在中国战场的美国陆军航空兵将领陈纳德，尽管与史迪威积怨颇深，但他和史迪威同样固执地认为，对日战争要取得胜利，中国大陆免不了有一场中美合作的对日大决战。与史迪威不同的是，陈纳德认为这场大战将主要依靠空中力量，而不是靠史迪威主张的改革中国陆军部队来实现。陈纳德极其自信地认为，只要给予他一定数量的战斗机，他就可以打败日本。1944年1月26日，他在写给罗斯福的信中，专门针对马特霍恩计划宣扬他“空袭理论”的可行性，并抱怨：“自从放弃缅甸计划后，中国战场似乎就只剩马特霍恩计划了”。此言既显现了陈纳德所认定的赢得战争的方式与华盛顿存有巨大差距，更显示出马计划至少在中国战场的重要性。　　 马特霍恩计划在中国战区对各方影响既广且深，其直接的原因在于华盛顿赋予了马计划“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仅次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绝对优先地位。然马计划拥有的这种优先性与其预期和实际效果都不怎样的“事实”相对照看，似有悖于美国人的经济学逻辑：投入如此之大的政治、经济“成本”，却没有一个好的收益。可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高层为何还对马计划情有独钟?如果马计划真正没有任何“收益”，美国还会“不计成本”地实施它吗?　　 马特霍恩计划与曼哈顿计划(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制造计划)之间的密切关系，或可解释马特霍恩计划为何“不合逻辑”地拥有最高优先权的原因：马特霍恩计划是二战美国投入费用比耗资20多亿美元的曼哈顿计划还多，高达30亿美元的“B-29工程”(B-29 Project)的重要环节。美国在全球战略意识下启动的“B-29工程”又是一项涉及到为世界第一颗原子弹提供运投武器的特殊工程。　　 二战时期的美国一心要在战争结束之前将原子弹用于实战，这种不仅要取得当前常规战争的胜利，还要取得战后核控制权的长远战略，使得美国在加紧原子弹研制的同时，亦将原子弹的投放武器B-29远程轰炸机绑上了飞驰的战车。为尽快研制出成熟的原子弹投弹机B-29，美国本土上演了一场紧张的“堪萨斯之战”(the battle of Kansas)，其紧张激烈程度并不稍逊于战争前线。随着战争进程的加速进展，刚下线的B-29没有来得及试飞就投入了战场，参与执行从中国到日本土袭击的马特霍恩计划。马特霍恩计划因此不再是常规战略意义上的军事行动，而几乎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地试飞行动，其紧迫性和曼哈顿计划一样分秒必争，其作战“效果”自然也不能再用常规战争的标准来衡量。马计划作为原子弹投放武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二战美国志在必得的核战略获得顶级优先权也就成了一桩非常符合逻辑的事情了。　　 战争时期将诸如B-29等不成熟的武器投入实战进行试验，在一些军事战略家们看来是极合逻辑的“常理”，不值大惊小怪。①但本文仍对它做进一步的考察，并非是想努力“还原”到当时那种对未来完全无知的“历史环境”中去，或自立一个并不存在的“命题”，以便自问自答，而是因为这种“常理”的非常规性，往往在追求“真实”的归纳思维中被“历史地”忽略了。回顾历史过程的同时，揭示马特霍恩计划这一具有实验性质的特殊历史事件对同时期其他事件的影响也就成为一种必要，尤其马计划对中国战场上国共两党的影响值得我们关注。正因为此，本文也才有了深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