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为研究对象,在重构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论述其兴衰递嫱的历史原因,探讨手工业发展与城市社会经济变迁的关系。鸦片战争后,外国机制品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其最早抵达之地为沿海开埠城市,然后再经通商口岸逐渐向内地渗透。由于成都僻处西南一隅,交通不便,外国机制品进入较迟,成都的城市手工业在19世纪中后期仍有一段独立发展、不受影响的时期。但自重庆开埠后,外来机制品也开始大量涌入成都市场,打破了本地手工业“孤立”发展的状态。不过,相对于沿海等地城市而言,进入成都市场的机制品要少得多,从产品结构上看主要是机纱、煤油、纸烟、五金制品、染料等；因此,本地手工行业中受机制品冲击而衰落明显的主要是纺纱业、皂烛业、土靛业,大部分手工行业仍旧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同时,在外来机制品的刺激下,一些此前没有的新型手工业也逐渐落地开花,如肥皂业、火柴业、针织业、玻璃业、纸烟业等；这些新行业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手工业的行业构成。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川省地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维护和促进手工业发展的举措,如设立传习机构、举办展会、裁撤苛捐杂税、推进土产改良、推动手工业生产合作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亦成为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有所发展的重要原因。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中最具革命意义的变化出现在生产技术上：一些手工行业通过生产工艺的改良,改善了产品质量；一些手工行业则通过生产工具的革新,提高了劳动效率。生产工具的革新主要体现在棉织业中铁轮机的使用、印刷业中石印机、铅印机的引入,以及制革业、纸烟业中“石磨+蒸汽机”技术模式的出现。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亦趋于多元化。其经营形态主要有家庭手工业、手工作坊与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合作社三种,不同形态的手工业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其中家庭手工业大多采取了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手工作坊一般采取业主制下的自主经营,但在当市场萧条,原料、成品价格剧烈变动时,手工作坊在规避风险的本能驱动下,亦倾向于采取包买主制下的依附经营；手工业合作社采取业主制下的联合经营,以生产合作为主要特点,是一种崭新的经营方式,但在近代成都手工业中也只是昙花一现,亦未大范围普及。城市手工业者在经营方式的选取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理性选择,以追求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损失最小化为终极原则。手工业学徒制度的变化亦清晰可见。近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动,传统手工业学徒制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对学徒使用数量的限制取消了,学徒制度的技艺传授功能日益退化,而越来越具有劳动用工的性质。手工业学徒制度从技术传授机制向劳动用工制度的转变为手工业经营者获取大量廉价劳动力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促进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和发展。但在近代成都,由于手工业经营者普遍资本薄弱、生产技术水平低下且有浓厚的守旧意识,大量使用学徒主要是起到了增强经营者抵御市场风险能力的作用,并没有催生出更多手工工场；而原本就缺乏创新意识的成都手工业经营者在体会到大量使用学徒带来的成本节省后,更不愿在技术更新上下工夫。可以说,大量使用学徒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在成都手工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尽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一些积极调适,但总体来看,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始终处于一种低度发展的状态。手工工具的改良只是零星出现在了个别行业中的少数工场中,范围极其有限,其所产生的诱导和刺激作用也微乎其微；绝大多数行业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制作工艺和生产工具：生产组织大多仍以“家庭”为单位,店坊合一,家场不分,在劳动组织形式上亦少见较高程度的分工和协作。本文认为政府作用不彰、“地方能人”的缺失、手工业经营者普遍思想保守、市场狭小以及封闭的地理交通条件是造成近代成都城市手工业低度发展的主要原因。虽然在向现代工业的过渡中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但无论是外来机制品入侵,还是本地机器工业的发展,都远不足以撼动手工业在近代成都工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作为城市生产领域的绝对主力,手工业以其多样的产品和服务保证了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所需,并为城市人口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手工业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与城市中的其它产业形成了良性互补关系,共同维系着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在工业化已经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最主要动力的情况下,手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型的滞后显然不利于成都城市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