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十年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规模巨大且持续扩张的外部失衡。例如,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典型的如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而一些发达国家则累积了不同程度的经常账户赤字,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正是以此为借口,发起对中国的三轮贸易摩擦。当贸易赤字在一部分国家累积,而盈余在另一部分国家累积的同时,全球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在运输成本下降、信息和通讯技术进步,以及贸易自由化政策推进等多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跨国公司越来越多的将生产分散到全球各地,这种在全球范围的生产分割,造成中间品贸易在总贸易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因地制宜地采用“低技术、低附加值、高耗能”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国际分工,大量接纳日、韩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中国境内建立生产加工出口基地,再将最终产成品出口到欧美国家。在此过程中,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然而由于存在统计缺陷,出现中国国际收支过度扩张,但实际贸易利得并不高的现象。因此,美国贸易逆差与中国贸易顺差事实上是全球化分工的自然结果。此外,汇率在国际贸易中调整作用,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出口中包含的外国增加值比重上升,贸易价格和边际成本同步变动,导致总量贸易对汇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下降,出现所谓的“汇率失联”之谜。在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中,本国对他国的出口产品中包含来自第三国的中间投入品,则本国对他国的出口量除了受到与出口国的双边汇率的影响外,还要受到本国与上游中间品出口国之间双边汇率的影响。若本国货币相对贬值,则本国出口他国的商品价格将由于来自上游中间品的相对价格提高而受到边际成本冲击。同理,在前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本国对他国的出口产品,若他国再加工后再次出口到第三国,则本国对他国的出口量除了受到与他国的双边汇率影响外,还将受到他国与第三国的双边汇率影响。当他国汇率升值,本国对他国商品价格将由于他国出口到第三国价格变得相对昂贵而受到下游需求冲击。基于以上的研究思路,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为四个部分,由九章组成。第一部分为研究基础,包括1-4章。第1章为绪论。主要内容包括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在研究过程中遵循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及不足。第2章为文献综述。总结现有文献就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提出及发展动力,全球价值链测度,以及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梳理经常账户失衡的原因、影响,以及经常账户再平衡存在的挑战,同时考察了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为论文研究提供文献准备。第3章为理论基础。重点梳理全球价值链测算理论、经常账户收支理论、汇率对经常账户的调节理论,为后文建立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经常账户的理论框架,以及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前提和数据支撑。第4章为全球价值链影响经常账户的典型事实。具体包括全球价值链发展现状及趋势,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描述性统计;经常账户失衡的阶段性特征、国别特征,中国经常账户演变情况,经常账户失衡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各国经常账户出现持续不平衡,在时间节点上高度重合。为此提出如下两个假说:一是全球价值链参与将扩大一国经常账户余额;二是全球价值链参与扩大一国经常账户余额主要由于实际有效汇率对经常账户的调节作用降低,也就是说,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削弱了实际有效汇率对经常账户余额的调节作用。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包括5-7章。第5章为理论模型。构建一个包含中间投入品贸易的宏观结构模型,同时将进出口量视作进出口价格、双边汇率,以及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函数,从而将全球价值链不同参与方式、汇率,以及经常账户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得出在前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中,进口品价格通过边际成本效应对本国出口品形成供给冲击;在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中,出口价格受到下游环节牛鞭效应影响对本国出口品形成需求冲击,最终得出,除马歇尔-勒纳条件外,全球价值链参与是影响汇率对经常账户调节作用的另一个重要路径。第6章为全球价值链对经常账户影响的实证分析。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部平衡评估模型（EBA）进行修正,加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同时控制各类可能影响经常账户的周期性变量、宏观经济基本面变量,以及政策变量,得出全球价值链参与可以增加一国经常账户余额。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基准回归中的以WIOD数据库测算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替换为ADB-MIRO数据库,以及剔除欧元区样本,结果依然稳健。在异质性分析方面,分别考察经常账户赤字国家和盈余国家,发展中国及和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常账户的不同影响。第7章为全球价值链影响经常账户的汇率传递机制实证检验。首先需要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测算汇率弹性和汇率传递系数,然后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汇率传递、汇率弹性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考察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实际有效汇率对经常账户的调节作用。第三部分为实际有效汇率替代方案设计,由第8章构成。基于前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全球价值链参与削弱实际有效汇率对经常账户调节作用,通过将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况纳入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中来解决实际有效汇率对经常账户调节作用不足的问题。将传统实际有效汇率中以总值贸易为权重矩阵调整为以增加值贸易为权重矩阵;同时,考虑国内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异质性。第四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由第9章构成。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在全球价值链参与下,不管是前向联系的参与方式,即本国增加值通过再出口方式延伸到更多生产环节;还是后向联系的参与方式,即为出口而进口,均为本国要素资源参与国际生产分工提供了机会,因而不管是前向联系还是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均可增加一国经常账户余额。（2）随着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中间品贸易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从而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上升,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下降。（3）在实际有效汇率对经常账户余额的调节作用中,前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形中,下游各环节通过牛鞭效应对本国出口形成需求冲击,本国出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应降低,出口量对汇率的弹性也下降;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情形中,上游各环节通过边际成本效应对本国进口形成供给冲击,本国进口价格的汇率传递效用上升,进口量对汇率传递的弹性下降,最终全球价值链参与通过降低汇率对经常账户的调节作用提高本国经常账户余额。针对前文分析结论,提出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稳定出口,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对外部门统计核算等建议,并就全球价值链参与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影响实际有效汇率中计价结算货币的作用,以及行业层面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等问题,提出未来可能继续深入的研究方向。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1）将全球价值链参与纳入宏观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将中间品纳入一般均衡模型接触中间投入品的均衡价格,在此基础上将进出口量视作价格、汇率和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函数,建立起前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出口量,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和进口量的函数关系,最后通过经常账户余额等于进出口总额之差,即净出口,从而将全球价值链不同参与方式、汇率,以及经常账户纳入同一理论分析框架。（2）以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经常账户失衡和汇率传递不完全问题。尽管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在国际收支中的关系属于一个硬币的两面,但是从资本账户,尤其是资本流动的角度解释全球失衡问题对于美元为国际货币的美国比较有说服力,尤其对于解释作为国际货币,美元如何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逆差国;但是对于德国、日本,以及中国这样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则欠缺说服力。同时注意到这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是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从而存在这一个关于国际贸易对经常账户失衡的解释,即全球价值链。此外,既有关于汇率传递的文献对汇率传递效应下降的解释往往将其与能源产品在总进口量中的比重下降相关联,以及货币一体化,如欧元区的建立,或者认为汇率传递率下降是由于国际贸易中竞争加剧造成的,本文对汇率传递效应下降给出了全球价值链的解释。注意到汇率对经常账户的支出转换效用,从而将全球价值链、汇率传递,以及经常账户联系起来。（3）在实证分析方面,对IMF的外部平衡评估模型进行修正。IMF的外部平衡评估模型（EBA）是当前分析经常账户失衡最为成熟的模型,该模型将可能影响经常账户的周期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以及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均纳入实证模型内,然而却没有将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全球价值链纳入其中,因此本文在标准外部平衡评估模型上分别将前向、后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纳入模型框架,以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不同参与方式对经常账户余额的影响。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等测算并定期发布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用于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该指数在贸易权重的确定上都是简单的将总值贸易权重,也就是对某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该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作为权重,从而忽略了总值贸易中包含的中间投入品贸易,即全球价值链贸易参与情况。随着中间投入品贸易在总值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对一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评估也就越不准确,对后向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普遍存在高估趋势,而对前向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则存在低估趋势。因此,本文将一国出口产品中包含的本国增加值占该国出口产品总增加的比重作为贸易权重,从而对前向联系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方式给予更高的权重,而对后向联系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家给予较低的权重,改善传统实际有效汇率对经常账户调整失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