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新一轮宏观经济增长，人口对经济影响的矛盾也逐渐凸显，如人口抚养比逐年下降，工资水平快速上涨，这显示了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需求旺盛，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转移。为解释这些矛盾，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和经济发展特征，对中国劳动力资源及其供求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且对中国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甚至刘易斯模型是否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预测力进行了深入探讨，然后对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将劳动力因素纳入考量，从而对未来经济调整进行预测。首先，本文对问题研究背景进行了描述，提出了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创新和不足等，然后在界定了人口、劳动力相关概念基础上，对国内外关于人口、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综述。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持续高增长和农业生产率革命的双重推动，使得中国就业结构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持续不断的非农工作岗位创造吸纳了数以亿计新增劳动力，空前规模的劳动力转移使得农业劳动力比率不断下降。可以预见，中国人口和劳动力总量增长几年内或可见顶，然而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新进入劳动力仍将长期对非农就业创造构成供给压力。在此过程中，我国劳动力工资也在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农民工工资也改变此前多年增势迟缓状态，出现较快增长局面。本文通过梳理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与工资“量价齐增”事实，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劳动力供给因素分析给出初步解释。为此，我们建立了新刘易斯模型，放松了有关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不变的假设，得到适宜中国具体情况的解释框架。可知，中国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长不久或将见顶，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推动作用将逐渐下降，对于处于转型追赶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农业劳动力，或者说潜在可转移劳动力数量更是决定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水平变动的关键因素。本文发现，OECD国家长期有关数据显示就业转型与农业劳动力比率下降规律具有普遍性。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就业结构转型，中国农业劳动力比率的不断下降，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如能持续较快增长，农业劳动力比率在未来二十年仍会以年均一个百分点以上速度持续下降，到2030年达到13%上下甚至更低水平。本文建立一个简单模型解析农业劳动力比率变化决定因素，并结合中国经验数据预测推动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比率下降的主要变量参数。以此为视角观察中国现实情况并展望未来演变趋势，得知中国劳动力转移峰值虽已过去，但是就业转型进程仍将持续，非农就业创造压力仍将长期存在。其次，本文指出，劳动力市场整体需求必然受到长期增长和总需求波动等宏观变量影响，因而无论是认识经济现代化中就业转型机制，或是理解特定时期劳动市场动态特征，除了要研究人口、劳动力转移等供给因素，还要重视经济长期增长和总需求周期变动等需求因素影响。近年来，在宏观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背景下，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就业与工资双增长。本文基于宏观研究视角，即强调宏观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具体而言，是通过对劳动市场变动与经济增长特征之间互动关系的探讨，得出了如下观点：新世纪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受发展阶段和微观机制方面积极因素支持，在基本面上具有经济合理性，由此推动就业增长，代表了我国劳动力市场转型演化的阶段性成就，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中国劳动力市场运行和就业扩张也随之波动，涌现出诸多问题。然后，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探讨了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而并非简单考察劳动力供给充足度。这是因为，尽管我国潜在劳动力供给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较为充裕，但由于宏观经济波动将使得劳动力转移并非一帆风顺的过程。一旦劳动力转移发生停滞，中国经济很可能陷入低增长陷阱。然而，如果人力资本积累能够保持较快速度，中国经济仍能持续增长。鉴于此，本文认为人力资本是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视角，并试图测度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提供了一个包含教育、迁移、在职培训、干中学等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统一的测度。基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方法介绍，本文分别测度了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通过测算发现，人力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解释力很强。因此，即使潜在可转移劳动量未来将进入减速增长甚至下滑区间，但仍有可能通过人力资本快速积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最后，面临劳动力转移能否持续对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本文作出了主要结论，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如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快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银发产业”以适应中国劳动力资源年龄结构逐渐老化趋势；制定相关有效政策缓和经济周期性波动，同时妥善完善多方面辅助配套服务，使得剩余劳动力转移保持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