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快速增长。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值第一次突破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和出口总额位列第一位,同年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第三次产业比例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比例;到了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继续保持增长,并保持在世界第一位;2015年,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但是连续三年全球货物贸易蝉联第一。中国出口一直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中国的出口比较优势由于目前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逐渐被削弱,传统廉价劳动力形成的出口比较优势将是不可持续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寻找新的出口比较优势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增长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际贸易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传统的成本比较优势也逐渐被削弱,如何在依靠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创新来探索制度比较优势的同时,继续坚持传统成本比较优势,从而促进中国出口增长,已经成为构建中国新出口比较优势的重要突破。本文从法律制度——就业保护立法的的角度的出发,探讨就业保护立法对一国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本文使用了2000年至2012年间的UN COMTRADE、Gwartney数据库、PWT9.0数据库和NBERC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atabase的数据以及2000年-2006年中国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的匹配数据,从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维度进行面板回归分析,主要采用固定效应回归、工具变量、分类分析等方法,从法与经济学交叉视角下就国家层面和企业层面两个维度来探讨就业保护立法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新来源的影响。一是从国家维度进行分析,通过应用全球各国的各产业出口额数据,实证检验就业保护对某一行业出口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就业保护立法水平对一个国家整体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二是从企业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应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数据,实证检验目的国的就业保护立法水平对我国企业出口的影响,从间接的角度分析就业保护立法对一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结果发现:(1)从宏观层面上看,就行业层面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人力资本密集度及外商直接投资后,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的国家在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部门出口相对较多;当一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较高时,人力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会形成明显的出口比较优势;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高低与否并不会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影响其出口比较优势。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包括采用滞后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应用国际市场占有率作为出口比较优势的衡量指标、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进行分析、从整体国家的角度进行回归检验解决可能存在的国家——行业问题等等,从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我们依然可以验证上文结论,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同样的劳动力制度缺乏灵活性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的出口比较优势相较于发展中国家更明显;在同样劳动力市场较为灵活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相较于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高的行业更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高低与否并不会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而影响其出口比较优势。而从国家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越灵活,其在出口贸易中越占据比较优势。(2)从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发现,目的国的就业保护水平越灵活越会对我国企业的出口产生负影响,当出口目的国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越高时,我国企业向其出口的难度越大。即若选择出口到就业保护立法严格的国家,一国的就业保护立法越严格,劳动力市场的摩擦越大,则从别国进口产品的可能性越大。一国的就业保护立法更加宽松的话,其劳动力市场具有更多的灵活性,通过劳动市场制度的灵活性在国际贸易上获得出口比较优势。在本文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此外,在企业异质性分析中发现,从企业所有制角度看,港澳台商及外资企业在出口时受目的国就业保护水平的影响更明显,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在出口时受目的国就业保护水平影响不明显。从企业出口强度角度看,对于出口强度低的企业而言,出口目的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灵活性越高时,对其出口的不利影响就越大。从东、中、西部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对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而言,出口目的国的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越高,就业保护礼法制度越宽松,对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不利影响就越大,对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的影响有限。本文的主要贡献:(1)本文不仅从实证研究了母国就业立法保护制度对母国出口的影响,而且考察了他国就业立法保护制度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从宏观层面,本文将就业保护立法制度与行业特征变量纳入到宏观数据检验模型中,从实证的角度考察了国家层面的就业立法保护制度对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揭示了就业立法保护与行业特征的相互匹配效应如何影响一国的出口比较优势。从微观层面,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中国企业出口面板数据考察了目的国就业保护立法制度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目的是探索不同类型的企业对就业保护立法制度的不同诉求。(2)考察了目的国就业保护立法制度对本国异质性企业的影响差异,通过考察不同出口强度的企业、不同所有制企业以及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企业对目的国就业保护立法强度的不同反应,以此为基础为我国企业扩大出口选择合适的出口目的国提供相应的政策参考。本文存在不足:(1)关于本领域的相关研究较少,很少有文章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探讨就业保护立法对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影响,因此本文还需就本文分析进行进一步分析。(2)在宏观实证检验方面,由于缺乏HS编码与USSIC的直接对应表,本文采用盛斌(2002)的行业代码对全球数据进行分析,并没有真正将US SIC与HS编码进行严格的匹配,行业代码为二位行业代码,故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3)本文在进行微观层面分析时,是从侧面验证本文结论,应用了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研究的是目的国的就业保护立法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未直接采用各国企业数据进行直接分析就业保护立法水平对一国企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只是从侧面通过印证就业保护立法会对一国的出口形成不利影响间接印证对本国比较优势的影响。(4)针对就业保护立法的衡量还有不同的测算指标,本文只采用了国际劳动组织关于就业保护立法数据库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Database里面的Labor regulation作为衡量指标,未采用其他就业保护立法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未来研究需要寻找其他有效衡量指标就行稳健性检验,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更加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