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两国毗邻而居，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地理上的优势以及同源的族群文化，使得边境地区的跨国通婚现象早已有之，相关研究成果丰富。而内陆地区跨国婚姻新近出现且较为分散，尚未引起学者广泛关注。无论从地域环境、语言还是文化习俗方面来讲，内陆与边境地区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内陆跨国婚姻女性移民在跨文化适应中也将面临更多困难与挑战。　　笔者选取了豫北淇镇为田野点，以当地中越跨国婚姻家庭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进行资料收集，描述和分析了当地中越跨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婚姻缔结过程，重点考察了女性婚姻移民的跨文化生活，在此基础上运用跨文化适应理论对她们的跨文化适应现状进行了理论分析。　　田野调查得知，淇镇中越跨国婚姻的形成最初是受经济全球化的推动，本地居民到越南开设工厂和务工带回第一批越南新娘，跨国婚姻由此开始。淇镇跨国婚姻男性群体迎娶越南新娘并非出于内心完全自愿的选择，而是在性别失衡背景下，由于自身条件所限在婚恋市场中受到婚姻挤压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但总体上跨国婚姻比较成功，家庭关系稳定。与边境地区相比，本地区的跨国婚姻多属于合法婚姻，村民们在有限条件下宁愿花更多时间和金钱去走合法程序，以给家庭和妻子一个合法身份。　　研究发现，越南媳妇在内陆跨文化适应中，面临比边境女性婚姻移民更多的困难，如气候、饮食、语言冲突等都需要克服，但就整体而言，文化适应状况良好，与在越南相比，对目前生活比较知足。具体表现在，越南媳妇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以及人际交往方面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呈现良好适应趋势，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建立了良好人际关系;而心理适应方面困难较大，呈波浪式或螺旋式缓慢上升，在特定时刻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偶然因素如安全隐患、国家关系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心理适应难度。在异文化环境中，越南媳妇往往不只采取一种适应策略，而是灵活运用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策略，她们不仅是跨文化生活中的被动适应者，更是新生活的主动建构者。文化互动过程中，跨文化双方各自抱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否认对方关于“洁净”、“婴幼儿照料”等方面的观念与行为，导致冲突发生。文化包容则不以追求一致为目标，承认文化间的差异以及接受由此带来的文化他者思考和实践方式的不同。笔者认为，在跨文化适应中，双方都应持有文化包容态度，尽量克服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达到和谐共处。　　最后，笔者反思了跨国婚姻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家庭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困境。除客观因素如经济联系、性别比失衡、自身条件等因素外，人们关于婚姻、彩礼的看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择偶过程中“商品化”气息浓重，婚姻观发生扭曲，导致婚恋成本大幅度上升，最终促使跨国婚姻需求产生。在现实生活中，拥有合法身份的越南媳妇仍然面临身份困境，因没有中国国籍，社会保障缺失、政治参与被间接剥夺，导致她们在中国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却又渴望得到中国国籍的双重矛盾心理。因语言、文化差异，越南媳妇无法辅导子女学习，她们的留守现状导致社会支持网络单薄，跨国婚姻家庭一旦破裂将面临离婚难的司法困境，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