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被公认为19世纪英国杰出的自曲主义理论家。他对自由问题的探讨首先来自于他思考当时英国社会改革的途径。本文试图将密尔置于19世纪英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背景中考察。在早期，密尔作为改革者的目标是制度改革，认为制度改革是政治变革的主要方法；在其思想成熟期则逐渐转向将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共道德作为中心目标。本文力图阐述这种转变的原因、过程、以及道德培养与保持自由之间的关系。 本论文第一章探讨了密尔自由理论的时代背景与知识源泉。19世纪初期的英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大众要求获得选举权的民主呼声日益高涨。以詹姆斯·密尔为核心的哲学激进派阐述了一套完整的政治改革观点，他们要求废除土地贵族的政治统治地位，扩大选举权，实现议会政治和言论自由。这些政治观点被约翰·密尔继承，因此他的自由理论，最初是以反贵族的立场，强调制度变革。作为功利主义者边沁的盟友，詹姆斯·密尔以功利原则教育其子。当密尔在遭遇到“精神危机”之后，他逐渐意识到边沁式功利理论的不足：缺乏发展人的内在道德的理论。这使得他首次将培养人的内心道德作为人类幸福的目标之一。 在论文的第二章，作者从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了密尔是如何将培养民众道德纳入自己的社会改革目标的。密尔在欧洲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一个关键问题：政治制度具有相对性，制度变革是有其前提条件的。他获得这一认识，在理论上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首先，密尔开始重视历史背景因素，领悟到：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发展受到历史阶段和时代条件的制约；其次，密尔突破了功利主义狭隘的、抽象的人性观，认识到个人行为具有社会性。因此，社会力量对政治运行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和影响。从而，密尔开始重视社会的文明程度、风俗习惯、以及社会中成员的道德水平对实现自由制度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通过判断自己所处时代的特征，密尔批判了商业社会导致人们过分注重物质利益的危险倾向；从而，他呼吁必须重视社会道德的培养。 在论文的第三章，作者分析了密尔关于国民性格的观点。密尔提出了“政治性格学”概念，即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性格类型之原因的理论。他明确宣称，国民性格是塑造社会状态的原因。因此，密尔首先论证了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国民性格的必要性。但这并不表明密尔是赞成种族决定论观点的。恰恰相反，他反对19世纪人们过分强调种族重要性的观点。密尔论述了国民性格、文明程度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