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性信息披露长期以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随着我国信息披露环境的改善,以及投资者对于公司自愿性披露的信息需求扩大,自愿性信息披露成为了我国资本市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从西方发达国家的信息披露机制发展过程来看,成熟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经历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强制性信息披露、再到强制性信息披露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相结合的发展阶段。而我国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与第三个阶段之间的衔接期,如若能顺利的从第二阶段转型到第三阶段,对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的发展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来检验公司特征,公司治理结构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程度这三者间的关系。但是鉴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太健全以及仍然相对集中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因此对于本文研究就显得很有意义。从本文的实证结论显示,公司规模和公司机制譬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重,审计委员会的任命以及期权激励计划与公司资源信息披露呈非常大的相关性,另外我们还发现跨境上市和公司股汉结构这些因素也能对信息披露产生重大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的实证研究虽然在逐渐增多,但目前大多数还是规范性理论研究。本文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在国外学者Botsan制定的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基础上,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特殊情况,建立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市场实际情况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指数,并在实证研究中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年报的分析对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程度做了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全文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阐述研究背景。第二部分,分析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笔者阐述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基本属性,一般特点,并通过与信息披露的另外一种方式—强制性信息披露做出一系列的比较来突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自愿性信息披露指除法律或行政法规要求的披露内容之外,上市公司因为其他诸多因素如公司对外关系、在投资者中的形象、避免诉讼带来负面影响等主动对外披露一些公司信息。这些相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主要包括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公允会计准则以及相关行业监管部门规范明确规定的上市公司必须予以披露的信息内容。自愿性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主动披露的,而非公认会计准则和证券监管部门明确要求的基财务信息之外的信息,而披露的内容也比较灵活,没有特别的规定,公司可随时披露他们认为要披露的公司信息。公司进行自愿披露的动因很多也很复杂,它是内外部因素综合的结果,自愿信息披露的外部因素主要是经济,科技,社会以及政府宏观调控的因素,而基于公司内部则主要是提升公司形象,避免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因此,基于这些多种多样的内外部因素,可以总结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根本理论基础是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有效市场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已信息作为载体,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的研究,所以这些理论之间不少观点也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三部分,对公司治理和公司特征对于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因素问题的探讨和研究。笔者列举出了影响上市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程度的可能因素,并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了这些因素中哪些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能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自愿信息披露,我们主要是从公司治理和公司特征的角度来进行分析,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特点。独立董事的任命,审计委员会的设立,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聘请,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分离,股权激励计划,股权结构的分散,董事会规模都能够显著的加强公司治理机制；而诸如公司规模,公司业绩,公司是否海外上市,行业监管度是能够代表公司特征的显著指标。从得出的实证结果来看,大多数公司治理指标能够对上市公司的自愿信息披露产生重大影响,比如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分散的股权结构等。与我们所预料的相似,独立董事以及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能提高对董事会的监督,从而使董事会更注重股东对于公司信息披露的诉求。股权激励计划能使管理层与股东利益趋于一致,从而使管理层更愿意多披露一些强制性要求披露的信息以外的公司信息；而董事长与总经理的分离以及董事会规模与我们预计的相反,这也是我国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中与众不同的地方。公司特征方面,我们发现海外上市能提高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公司规模越大,公司总资产净利率越高的公司的自愿信息披露水平越高,这些结果均与我们先前预期的一样,虽然在相关性分析中,我们发现公司规模大并不能表明公司治理机制就好,但是它确实对信息披露指数产生了与先前假设一致的影响。这些结论说明大公司和业绩高的公司在信息披露的成本效益原则下更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信息披露平衡点；与我们先前预期相反的是行业监管度和营业收入增长率这两个变量与上市公司信息自愿性披露之间无显著相关性。营业收入增长率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和公司多元化结果有关,很多公司的净利润率增长与主营业务利润增长并不成正比。主营业务增长低的公司并不能说明公司的经营业绩不好,而投资者大多数都只重视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所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不高的公司,它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程度也不一定低。行业监管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被监管得比较严格的公司因为担心过多披露自愿信息会导致一些未来不确定性,诸如法律诉讼,行业监管部门调查,商业秘密透露等,所以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因此就极少披露强制性信息以外的信息。第四部分,自愿信息披露在我国资本市场上的实践以及改善并进一步加强我国资本市场的自愿信息披露机制的建议。该部分是本文的落脚点,在前文分析结论的基础上,结合自愿信息披露在我国的实践环境和实践情况,提出一些建议。第一,证券监管部门应为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政策保障；第二,加强我国上市公司信息自愿披露程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激发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在机制；第三,企业与监管机构应该尝试去降低自愿披露成本,从而能够鼓励公司更多披露自愿性信息披露量；第四,充分发挥市场中介机构的作用,建立权威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评价监督体系。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我们对从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分析董事会在提高公司自愿信息披露水平中的角色。一些因素诸如独立董事的任命,审计委员会的建立,总经理与董事长之间职权分立,期权激励计划的建立,董事会规模等都会是公司治理良好的表现。在本文研究中，我们着重会利用计量手段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的分析。第二,我们的分析将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采用良好治理机制公司之间相互影响和公司的股权结构等因素考虑进来。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上市公司数量不算多,资本市场的流通性不强,存在大量的上市互持股份的现象,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相对较高,有研究发现,西方发达国家就资本市场中的立法更能够保护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权利。因此,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信息知情权的保护不够,本文对于信息披露的研究变得有意义。第三,我们还对一些公司的特征诸如公司规模,公司业绩增长,公司是否海外上市和公司所处的行业对自愿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我们利用了一定方法来分析这些特征对于公司信息自愿披露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这与以往将研究重点放在将要披露的自愿信息所产生的成本与效益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直接影响完全不同,另外,我们还分析了公司特征与公司治理之间相互的影响关系,从而又间接的影响了公司的信息自愿披露。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掌握公司经营权的大股东,本文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数据选择的范围相对较窄,主要集中于公司年报第二,某些上市公司的数据特别是一些公司治理机制数据的缺失,使得最初选出的244个样本仅保留了186个。第三,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于上市公司的自愿信息披露,而本文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仅仅基于上市公司进行研究,也是较为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