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保险制度作为现代金融发展中维护金融稳定和保护存款人利益的一种制度选择,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虽然该制度在防止挤兑、提高公众对银行体系信心等方面效果显著,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以及金融监管效能的下降,为了有效控制存款保险制度的消极影响,早期纠正制度应运而生。各国关于早期纠正制度的理论研究与立法实践证明,该制度不仅有助于大幅缓和存款保险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其具有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瞻性,亦可据此避免金融风险的升级与扩散,进而降低风险处置成本,促进金融行业稳定发展。2015年《存款保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了显性存款保险制度。为有效维护金融行业的稳定与安全,《存款保险条例》赋予了存款保险机构早期纠正与风险处置职能,但亦存在诸多亟待规范的不足之处,并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未明确界定存款保险机构的法律地位,造成早期纠正权力内容不明、配置不科学,二是关于早期纠正措施启动标准的规定非常模糊,相关衡量指标亦过于单一。这种原则性的制度设计显然不利于存款保险机构职责目标的充分实现,并最终侵蚀有效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立法本旨。早期纠正作为存款保险制度体系的重要环节,其科学性、有效性与针对性无疑事关金融安全稳定大局。为此,我国早期纠正制度应当着力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革新、完善:首先,应从立法层面明确规定存款保险机构的独立监管地位,并赋予其采取各类早期纠正措施的权力,丰富早期纠正的“工具箱”;其次,立足我国当前金融环境并吸收借鉴域外监管实践,构建兼顾科学性、有效性与可行性的早期纠正措施启动标准体系,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安全与稳健”标准,并参考存款保险风险评级结果,针对系统重要性投保机构采取更为严格的早期纠正措施启动标准;最后,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机制,据以凝聚合力,实现监管效果的最大化,如重大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信息系统和信息共享机制、早期纠正程序与风险处置程序相衔接机制、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