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为推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进一步构建和健全“两法衔接”机制,国务院、中央有关部委和司法机关制定了大量规范性文件。不过由于此类文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阶较低,且内容大多是原则性条款,不能在具体的操作上给予详细指导,也因此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两法衔接”工作对接不够流畅的现象。其中,两法证据相衔接的机制建设更是成为了近些年来的热议点。2012年修订版《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普遍意义上被认为是赋予了行政机关的执法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合法证据资格,首次在法律层面上正式回应了我国司法实践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文重点注于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制作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其中主要进行的是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资格,以及在刑事诉讼中究竟如何使用和如何规范使用的研究。本文对于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问题的研究,总体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先厘清相关概念,确定本文的具体研究对象,不至于与其他相似概念产生混淆;第二节则通过言词证据的独特性,以及两种程序在证据收集上的差异,来具体分析为何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难以确定的原由,最后分析刑事诉讼中使用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必要性来进一步佐证本文的研究价值。第二章主要通过解读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内容,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来点明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使用规定存在一定法律空白,司法解释之间也存在冲突的现状。同时通过三个典型案例来说明缺乏立法规制导致实践中困难重重。第三章主要介绍了域外的刑事诉讼使用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相关经验,以及从经验中我国可以汲取的智慧成果。第四章针对当前“两法”言词证据的衔接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通过学界对该问题的争论和观点陈述,本文认为首先应当明确其适用范围,以不得进入刑事诉讼中使用为原则,并罗列了可以使用的例外情形,以及对特殊类型的行政执法言词证据具体分析,最后从程序上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言词证据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