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石山遗址自1954年首次发掘以来，已经先后进行八次发掘，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遗物和遗迹资料，目前对于遗址存在下、中、上、表层四层已基本达成共识，各层的基本陶器群的面貌也比较清晰了。但是迄今为止，对昙石山遗址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大多还放在存在分歧的县石山遗址下、中、上三层之间的关系是延续发展还是分属不同文化、应该以哪一或哪几层作为县石山文化的代表、各层的年代该确定在何时等。此外，对于昙石山遗址和县石山文化的聚落、环境考古研究和社会形态研究进行得很少。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县石山遗址各层年代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展开重新分析，主要方法是自然科学测年结果的运用和考古学中文化因素类比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前者涉及C14和热释光精确度的评析、测年结果的校正，后者主要涉及闽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外，还运用了浙江西南部和江西东北部等与福建省相邻而有直接文化交流条件地区的考古资料。这一部分的最后，本文得出如下结论：昙石山遗址下层年代在5000-4500B．P．，中层年代在3900-3300B．P．，上层的彩陶、黄土仑和釉陶文化因素共同经历3300-2700B．P．在这样的时间框架中，本文进而对县石山遗址各层作经济形态与社会组织分析、古环境的复原和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关系的讨论。这部分主要从县石山遗址有明确分层的第六和第七次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入手，并参考海洋学、古生物学、环境变迁学科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对昙石山遗址各层的经济形态、聚落形态及变迁、社会组织发展阶段、遗址各层所代表时期的古环境复原、各阶段中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作综合分析。本文最后就以上问题总结出县石山遗址各层如下的发展过程。昙石山下层时期正值福建沿海海面上升阶段，居民营不稳定的半定居生活，以采集、狩猎、捕捞闽江水体的淡水贝类为主要取食方式，海水生贝类的捕捞不占很大比例，他们作季节性迁移以保证食物的获得。4000B．P．左右全新世大暖期中的小冷期阶段对闽江下游一带造成气温下降、生态系统被破坏的后果，进而导致原有的攫取型的经济系统更为脆弱，这是导致县石山下层和中层文化间长期文化衰落和昙石山一度无人居住的可能原因之一。昙石山中层时期海水涨至最高点并开始回落，居民生活形态为采集渔猎并重的定居型。昙石山一带作为咸淡水的交汇地带，海生贝类成了重要的食物种类，这正是县石山中层居民适应环境变迁的结果，凝聚式村落布局的产生也与县石山一带地理环境特征有关。定居式的生活和充裕的食物资源促使了聚落规模的扩大和人口迅速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对财物的私人占有成为可能，昙石山中层早期居民社会地位和财产的平等之间被破坏，私有制萌芽，基于物质财富不平等的阶级对抗初露端倪。除了定居和人口增长要求协调人际关系之外，长期的攫取经济使聚落周围的生态平衡受到影响，食物来源不足而需要对分配实施监督是也是促使社会组织进化的更加的外部因素。昙石山上层时期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都与中下层不同，海水完全退出福州盆地，居民失去海产性食物，加强的采集和狩猎活动仍无法提供足够的生活资料。而来自浙江、江西地区的文化对闽江流域土著文化的影响也有所加强。从昙石山上层文化因素性质以及它们地理分布来看，本文认为是浙南、浙西南和赣北地区居民向福建省腹地不断迁徙，最后到达闽江下游，与土著文化融合形成昙石山上层的文化类型。县石山上层的性质改变，虽然居民初期仍取食闽江的贝类，但总体已经放弃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对于史前主要靠攫取自然资源维生的昙石山居民而言，环境影响的不止是其具体的行为过程，还在更深的层面上影响他们的社会关系。昙石山下层时期，人们对环境的适应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主要是被动的在捕捞淡水贝类的同时少量地捕捞海水贝类当环境改变时，他们惟有采用迁出的方式。昙石山中层时期居民已发展到积极改进自身以期能更好地利用环境变迁提供的便利条件。而当稳定的环境消失时，迁徙已非唯一能采取的措施，县石山上层居民遂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吸收先进文化的影响并与之逐渐融合，改变了与环境不相适应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