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以来,随着美国各项经济指标超预期发展,美联储开启加息进程,并且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大宗商品市场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剧烈动荡。由于我国与美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度高并且具有不平衡性,因此,美联储加息会对我国产生较大的溢出效应,并且通过不同的渠道影响我国的经济,而资本渠道则是影响最为直接的渠道之一。在美国货币政策转向与我国经济换挡碰撞的背景下研究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有利于货币当局科学监管跨境资本流动,促进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本文梳理了关于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跨境资本流动方面的相关文献,对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跨境资本流动进行整体概述,同时对本文研究的跨境资本进行界定,并对一国货币政策变化对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机制进行理论研究。通过对美联储近四轮加息的背景和原因的概括,以及在此期间美国跨境资本流动情况,对比分析出美联储加息可能带来经济环境的变化,随后着重分析了美联储加息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动因。最后本文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SHIBOR利率、中国实际有效汇率、上证综合指数和跨境资本流动构建TVP-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对提出相关的建议。实证结论表明:美联储加息给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带来负向的溢出效应,等间隔脉冲响应图呈现反驼峰型,即这种负效应会在一定时期达到最大,随后会减小。实证还分别分析了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对我国利率、汇率、资产价格这三个渠道的影响,以及通过这些渠道如何影响我国跨境资本流动:利率方面,我国SHIBOR利率与联邦基金利率呈正相关,并且我国SHIBOR利率与我国跨境资本流入呈正相关关系,当美联储加息后,资本会流入美国,但是我国利率随之上升,利差减小后,资本会有一定程度的回流;汇率方面,在美联储加息开始会呈现贬值状态,跨境资本流出严重,随着美联储加息进程的推进我国汇率下降到一定状态后会有所回升,跨境资本随之回流;资产价格方面,美联储加息与我国股市呈现负相关,而股市向好会吸引跨境资本流入。针对上述发现提出新环境下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提高货币政策调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