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比较中西关于"诗歌是什么？"的观点，得悉在古代的西方诗歌是模仿，而在中国诗歌言诗人心中之志。模仿论影响深远达两千余年，直至诗人Wordsworth发表Prelude to Lyrical Ballads。Wordsworth认为诗表示了诗人心中的真实，此与中国观点"诗言志"同。Shelly也认为诗歌之所以难译近乎不可译，其原因在于每一首诗都像一朵花，而这朵花只能由一颗种子生长而成，意指诗歌只能发自诗人之心，必不能经翻译而见其全貌。而大诗人之异于常人者正因其能见常人所不能见，先得手应心，而后得心应手，凭此以成独特无二之诗境。翻译家也属外人之列，因此翻译诗歌难矣！诗歌的外在影响力也不容诗歌翻译家忽视。诗人与自然合二为一，代之发言，又写真情实景，以此赋予诗歌巨大外在影响功能，故而即使不懂此语言之人和物亦能感受诗之影响。如此，诗歌竟可不经翻译而使读者自悟，此亦翻译家之尴尬。　　本文分别从阐释学、新批评和美学三个角度探讨诗歌翻译的可能性。从阐释学的角度，本文沿着钱锺书《林纾的翻译》一文之观点，论述了即使翻译家适当地偏离原作，也能出色的进行翻译。迦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说认为，通过追踪原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能真正解读诗歌，因为作者以及作品都被镶嵌在一条历史链条之中，文本不只是作者的意图和思想的表达，或是作者所在世界的真实写照。文本的意义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它产生于作者对过去的视界。而解读文本的人与文本的意义相隔两个时间跨度:他与原文作者的时空距离以及原文作者与自己作品的意义的距离。所以译者在理解时必须克服时空距离，通过语言的延异，使文本得到后生。迦达默尔认为，历史性的因素使人们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偏见"，因为人们囿于当前历史的条件。但是"偏见"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可以促成积极的理解。这样一来，诗歌翻译家便不必对原作亦步亦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可放手发挥，诗歌翻译又现生机。新批评认为解读诗歌之时不能依赖于诗人的创作意图，因为创作意图并不决定诗人的最后写作。诗人创作，发挥其诗情灵性，在一定的场合和时间灵感突涌而成。再者，诗人创作所借助的诗歌语言是历史的，诗人创作之时所使用的字词是字词本身所历经的历史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也就是说，字词的意义取决于其历史上所有与之发生过联系的人--大众。也就是说，只有大众才能真正解读诗歌。从美学的角度，以柳宗元《江雪》为例，探讨中国诗之特有美学维度。先举翻译一例，此例未能成功翻译中国特有诗美之学。再举成功保存原诗美学丰神之译作，以资诗歌翻译者之鉴。本文最后略及庞德的诗歌思想，其意象主义与中国美学相互映照。用之，可见第二例《江雪》翻译成功之理。　　本文旨在从理论层面上认知诗歌意境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并不提出具体的诗歌翻译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