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和集中是中国土地关系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土地集中的理论都认为，中国历史上土地高度集中并存在不断集中的趋势，土地兼并和集中是建立在阶级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这些理论将土地集中视作是造成社会冲突、引发农民起义以及引起社会政治危机和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地权分散—土地兼并和集中——农民起义——王朝更替——地权分散”的理论模式。现阶段，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依然有许多人坚持用这套传统的理论模式来看待现代土地集中问题。他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村如果实现土地兼并和集中，则势必会导致无地农民大量涌现并无处就业，造成农村两极分化，从而招致农民的怨恨和反抗，引发社会动乱。这一传统理论模式固然包含某些合理性的成分，但远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全部实质，更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主要方面，而且也与中国历史上土地集中的实况以及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经验不相符。本文对土地集中问题进行了重新检视，并通过历史资料的考证和理论分析说明:(1)中国农业经济时代的土地并不那么集中，也不存在明显的不断集中的趋势;(2)把土地兼并和集中视为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弊病以及社会冲突和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主因，是没有充分根据的;(3)土地集中能否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与农业技术水平和产权结构、产权保护力度以及农业生产组织的性质有关;(4)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土地集中是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推动了工业化;(5)现阶段我国农地流转和集中滞缓与土地产权残缺和劳动力迁移不完全存在紧密的关联。土地产权残缺提高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范围和形式;而劳动力迁移不完全则强化了农户对土地的控制权偏好，抑制了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供给。因此，要形成一个活跃、有效的土地流转市场，就需要综合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通过对土地集中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经验的分析，说明土地集中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环境下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效应，并着力对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工农业互动关系及相关技术和制度因素的分析，揭示出土地集中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促进农业发展，以及推进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逻辑机理和一般规律，从而为重新认识和客观看待土地集中问题，并为推动中国农业早日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提供一个逻辑一致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的研究主要以产权理论、国家理论以及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为分析工具，按照由历史到现实、由国际到国内、由一般理论到具体细节的思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1)在历史视野的综合考察基础上提出一个土地集中效应差异假说，说明农业经济时代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土地集中具有本质的区别和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效应，并用中国和国际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来验证它;(2)对土地集中的典型案例——英国圈地运动的史实进行了重新考察，揭示了圈地运动的本来面貌和历史进步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对圈地运动和中国历史上土地兼并的不同后果进行了比较，以期为现阶段中国如何推进土地集中提供历史借鉴;(3)从理论上探讨土地集中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并通过对国际比较的分析说明，土地集中是实现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业发展、继而推进工业化成功启动和顺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4)在国家行为→农业生产组织产权结构→农业绩效的理论范式下，提出一个解释中国在工业化启动过程中土地集中制度变迁的理论假设，探讨中国农业集体化变迁过程中的国家角色和制度逻辑;(5)从土地产权残缺和劳动力迁移不完全的视角探讨现阶段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深入发展过程中土地流转和集中滞缓的原因，以期为促进中国尽早实现土地集中经营，推动中国顺利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理论支持。　　客观分析和揭示工业化背景下的土地集中效应，为怎样看待现阶段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流转和集中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方面，应全面客观地看待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集中问题，而不要刻意夸大它的负面效应。总体来说，土地集中在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力量。现阶段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因土地集中而引起的农民失地、失业以及与农民土地矛盾等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副产品，但并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就完全忽视土地集中的重要贡献，更不能以此为理由停止工业化、城市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土地集中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如同市场经济环境中劳动力竞争导致失业、企业竞争导致兼并以及商品生产者竞争导致优胜劣汰一样，农业中的土地集中也是市场经济竞争的结果。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时期，然而我国农村却依然实行的是一种小农经济的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业经济组织方式，这种小农经济的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业经济组织方式已经远离了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成为了阻碍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进而制约工业化和城市化顺利发展的绊脚石。我国农业能否尽早实现土地集中经营，需要在现有制度框架内进一步推进农地制度、农村劳动力迁移制度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一些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和改革。　　本文研究中可能的创新在于:(1)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土地分配资料的考证和对地权分配基尼系数的计算，证明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产权并不那么集中，也不存在明显的不断集中的趋势，并从产权理论和国家理论的视角对土地集中的政治效应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认为土地兼并和集中并不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和掠夺基础上，而是中央集权国家为实现短期利益最大化而确立的土地产权结构和赋役制度，与导致经济增长的土地产权结构和赋役制度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这种分析有可能为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和集中问题带来新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本文从理论上对农业经济时代与工业化背景下的土地集中效应进行了区分，并从工业化背景下工农业互动关系及相关技术和制度因素的分析，论证了土地集中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并推动了工业化，这为客观看待工业化背景下土地集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2)将诺思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模型化处理，并将它运用到对中国工业化启动过程中农业集体化的分析，探寻了国家控制下农业集体化制度变迁的制度逻辑，为理解中国农业集体化制度安排中的国家角色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新解释。(3)将农地产权与劳动力迁移两个因素综合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模型中，从农地产权残缺与劳动力迁移不完全两个角度解释了现阶段我国农地流转和集中滞缓的原因，在理论上弥补了只从相互作用的多种因素中抽取一种作为分析现阶段土地流转和集中滞缓的决定性因素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