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持续变革，尤其是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的发展走向繁荣之路。其中，影视艺术以其形象、直观的文化形式逐渐占据了审美领域的主导地位。在这一冲击和挤压下，原本处于文化中心的纯文学日益走向边缘，文学的生产方式也受到影响。因此，文学的“触电”成为拓展生存和传播空间的文化选择。文学只有转型才能适者生存。为了适应影视文化这一外部环境，当代很多作家纷纷参与到影视与小说的互动中，刘震云是其中一位。作为新时期最具才华的作家之一，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手机》、《我叫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相继被搬上大荧幕并引起热烈反响。随着影视的热播，身兼作家和编剧双重身份的刘震云俨然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符号。这位“喜剧时代的批评家”，从未远离现实。在与影视的互动中，他一方面认同作家为影视写作，肯定影视艺术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又十分注重保持小说的文学价值，捍卫自己的创作思想与个性。刘震云小说影像化的尝试，给新世纪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参考模式，也为今后的文学创作指明了方向。本论文将从小说影像化的视角出发，以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为个案，分析和总结视觉文化语境下刘震云小说的影像化倾向。全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释刘震云小说的影像化语境。第二部分从《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具体文本出发，探寻刘震云小说的影像化特质。包括世俗化、欲望化审美风貌的转变，画面感、视听效果的营造，口语化、通俗化语言的运用以及戏剧化的情节和蒙太奇手法的借鉴。第三部分则探讨刘震云小说影像化的价值和局限，以及给当代文学转向带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