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在建造美丽城市的同时却在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女性群体尤为严重,因此加强女性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对于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群众问题、实现社会公正,促进女性群体更好融入城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另外对于推动社会互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理论的发展完善。本文在文献查阅的基础上,更新研究方法,尝试以社会网络为视角致力于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特征、构成要素、内容分类、价值基础及目标路径等的研究,从而对女性农民工现有支持网络做客观系统的认识,文章进一步从社会支持因素的整合研究来进行定量描述,最后构建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结构图和回归模型。本研究不同于以往的微观层面的个体网络分析(倾向主观的看法),而把关系作为分析单位,利用整体网络分析法从宏观角度对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的密度、核心-边缘结构进行构造和把握。本研究采用实证主义方法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大2008年10-12月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此调查针对全国28个省市当前城镇居民的就业、工作和生活情况以及对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本研究以家庭户为样本,利用SPSS、UCIN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NETwork,译为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软件分析数据,通过筛选个案,从调查的6000个样本中按照性别(女)、目前户口(农业户口)、目前工作性质(非农业))选取697个个案进行分析。选取的其他变量有：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户口、就业情况、社会行业认识、个人收入、社会流动、关系行业竞争力、托关系办事看法等,分别从社会支持网络结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社会支持网络水平、社会网络密度、网顶等核心测量纬度对研究内容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处理。另外为了分析需要,本研究构造了社会支持得分和社会支持网络水平等虚拟变量,其中后者是用家庭交往人群所从事职业的社会声望的平均得分来表不。本研究发现,女性农民工与男性农民工相比,表现出低龄化、未婚倾向和偏低的受教育程度等特点,女性农民工在流动、就业、收入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女性农民工社会网络密度比男性农民工社会网络密度小,呈现了支持网络稀疏的特点,易形成以产业工人,厨师、炊事员,无业人员,法律工作人员为核心,以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医生,护士,饭店餐馆服务员,营销人员,科学研究人员,经济业务人员,行政办事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政府机关负责人,党群组织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家庭保姆、计时工等为边缘的社交网络结构。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主要是在亲缘、地缘、业缘等范围内建构的,并呈现亲缘、地缘关系逐渐外推的趋势。研究还发现女性农民工相对于男性农民工来讲网络规模整体偏小,而且人力资本也小于男性。数据显示社交网络大多数集中于0-5人,精确统计其平均数,女性为3.27,男性为3.58。社会支持得分总体介于3-46,社会支持得分在25%区间上得分为3-7分,75%区间上得分为8-13分,总平均分为11.09,其中男性的社会支持得分平均值为11.48,女性为10.53,男性高于女性。另外在调查的665个农民工群体中,网络水平平均值为1.47,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9.5。最后文章构建了影响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线性模型,其中人力资本对模型贡献率为63.8%,客观支持度贡献率为19.5%,网顶的贡献率为6%。这些都说明了社会网络水平受到人力资本、客观支持度以及认识的职业声望最高行业的影响。进城后网络人数流动的经历等经验性因素对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数量特征具有影响,数据显示流动前农民工户口得分最小值为3,最大值为46,而迁移后最大值变为25,最小值不变,均值由原来的11.21下降到10.85,这说明了农民工群体进入城市生活后来自社会的支持减小,这揭示了社会支持网络的数量得分对行动者的态度、行为等产生的影响可能大,网络水平高的人在工作中的更具有竞争优势,在办事时也更能灵活的运用关系。基于此,对于构建女性农民工更多社会支持平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来讲本研究对于整合社会资源有积极意义,而且有助于女性农民工利用人力资本,更好的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