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是20世纪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具有史诗般的辉煌。他的创作生涯虽然只有20年,但他却留下了5部长篇小说和160多篇才情横溢的短篇小说。由于种种原因,在他生前评论家对他的评价有失公允。“菲茨杰拉德复兴”发端于1945年。到60年代菲氏的声誉达到了他从未企及过的高度。本文旨在从叙事学角度描述菲氏的最后三部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最后一个大亨的爱》的叙事文本,从而为客观地解读菲氏晚期的重要作品提供理论基础。20世纪各种文学理论蓬勃发展,各流派为解读文学作品和评价作家艺术成就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些理论各有千秋,各有侧重。本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先给作品的叙事文本进行详尽描述。只有在对于叙事文本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其他方面的论证才有坚实的基础。经典叙事学将叙事文本划分为三个层次。最抽象的层次是“事件层”。不同的叙事学家分析事件的目的不同。本文的目的不是归纳菲氏作品的“叙事语法”,而是关注于事件间的关系,以及功能事件是如何组成事件序列,再构成各条故事线索。所以说本文关注的是事件组合后的“叙事表层结构”。本文先根据布莱蒙的模型描述三部小说的“表层叙事结构”,并做出树形图。通过对比三个“叙事表层结构”的树形图,确定文本的特色。在事件层面中的另一个范畴是“行动者”。普罗普,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旨在概括“深层叙事语法”,而对于作品中人物的刻画不做任何考虑。本文中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行动者这个范畴,即“行动者”如何具体化为“角色”而存在于故事层。“行动者”只是一个一个抽象的个体,他们只是对功能事件描述公式中的一个项。这些个体是经过散布于叙事文本中“性格标志”的组合而具体为一个语义组合体,这个组合体就是“角色”。本文研究“性格标志”在三个叙事文本中的分布,并以此归纳三个叙事文本的特色。在故事层,本文研究菲氏小说叙事文本的双重时间。笔者沿用热奈特的方法,比较叙述时间和事件时间之间的关系。即从时序,时长,频率三种度量出发,研究这三个叙事文本中的错时,节奏,以及叙事频率与事件频率的关系。笔者以它们不同的节奏,错时,以及重复叙事的作用为基础,来归纳这三个文本特色。处于故事层的另一个范畴是“聚焦”。本文研究三个文本中的“聚焦变换”俗称“视角越界”。笔者考察三个文本中是否存在“视角越界”,及其在具体小说中所起的作用。笔者并对程爱民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视角越界”的论点做一些批驳。在最为具体的文本层,本文主要考察“距离”和“叙事者”两个范畴。所谓“距离”是一个经类比得出的概念,主要是针对文本对于事件和角色语言的再现。再现的方法可归纳为“述说”与“表现”。笔者将论述“自由间接引语”和“内心独白”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作用,以及菲茨杰拉德对它们使用方法上所做的突破。笔者对于“叙事者”的考察着重于三个文本中“叙事者”的功能,以及《夜色温柔》中“叙事者功能”与“现身”的变化与意义。本文尝试从叙事文本的各个方面来考察菲茨杰拉德三篇巅峰之作。笔者认为全面而详尽的文本描述是任何文学批评的基础。尽管经典叙事学在研究叙事文本的过程中几乎完全不顾作品的主题,但是经典叙事学的结论对于揭示主题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未提任何关于作品主题的问题,笔者仍然希望笔者的结论对于那些研究主题与作者技法的文学研究者有一点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