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现状。工业化进程中,能源的需求逐渐增大,能源结构煤炭的占比最大。山西作为全国性煤炭资源大省,煤炭、焦炭等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在GDP总量逐年攀升的同时,省内环境日益恶化。笔者以山西省A焦化厂为个案,基于其发展历程研究企业环境治理过程中,企业与地方政府、公众和媒体三大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企业环境治理不同阶段,主体间关系呈现不同的特征。首先是主体间利益嵌套阶段,时间为企业建厂至十八大召开前(2003-2012)。在该阶段,社会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中央政府鲜少发布环境治理相关文件;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以经济指标为核心,单一追求地方经济发展;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立在家庭经济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稳定工作和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其首选目标。企业以经济盈利额为发展目标,追求业绩的增长。企业与地方政府、公众、媒体之间利益嵌套,在经济利益面前,环境利益黯然失色。企业与地方政府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中,企业与公众短暂性“共生”,媒体在企业压制下处于“失声”状态。企业依赖原有路径生产发展,未进行环境治理。其次是主体间利益分化阶段,时间为十八大召开至环保约谈制度在A市实质性开展前(2012—2017)。在该阶段,国家层面对环保越来越重视,上级政府制定环境政策,下达环境治理指标。地方政府面临新的环境形势,徘徊在经济指标和生态指标之间;随着网络等媒介的发展,公众关于污染的了解程度大大提升,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对生存环境质量的要求开始提高;媒体力量逐渐壮大,开始介入地方环境治理进程中来。企业面临着行业危机与环保压力共存在局面。主体间利益出现分化,企业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企业与地方政府选择“隐性合作”,企业与公众逐渐走向对立,媒体监督本位“回归”。企业在多重压力下做出战略调整,开始着手环境治理。最后是主体间利益融合阶段,时间为环保约谈制度在A市实质性开展至今(2017-)。在该阶段,环境治理政策下达速度和力度加大,环保压力嫁接到各级政府。环境约谈制度的开展,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及企业负责人面临较大的环保压力。上级政府频繁制定地方性环境治理政策,规制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公众监督渠道畅通,更加关注生活质量和身体康健。媒体为公众提供环境污染相关信息和知识,在环境治理领域影响力不断壮大。共同的环境利益诉求使二者走向联合,共同监督企业的污染行为。企业发展面临三大主体的制约,同时绿色生产可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有利地位,利于企业发展。“绿色发展”模式成为企业经济转型的首选。企业积极进行污染治理,大量上新环保设备。环境治理取得成效。在企业环境治理过程中,企业与地方政府、公众、媒体三大主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通过分析各主体在治理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公众积极参与治理;媒体发挥正向监督作用;企业进一步实现“生态人”角色的转变,真正实现“绿色经营”的各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