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在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作用下,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彻底打破,百年来的禁教政策也随之瓦解。众多西方基督教传教士肩负复兴福音的使命,来到中国传教,试图使中国“基督化”。他们的传教活动从东南沿海延伸至内地,教区日广,信徒日众。但与此相应,中西摩擦也层出不穷,其中基督信仰与中国的传统信仰——祖先崇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自明清之际的“礼仪之争”起,基督教内部关于中国祖先崇拜的争论从来没有中断过。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问题再次成为基督教关注的焦点。迷信和偶像崇拜因素成为正宗西方传教士的众矢之的。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内部也分裂为两个观点不同的流派。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会议召开,祖先崇拜问题引发与会传教士论战,以丁韪良为代表的自由派传教士打破传统观点,提出了祖先崇拜并不一定是偶像崇拜、应对祖先崇拜持宽容态度的观点。这一观点遭到了基要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其代表人物戴德生认为祖先崇拜是基督信仰坚决不能容忍的偶像崇拜,应该全盘否定。会议最终以基要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进入20世纪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在华传教士对于祖先崇拜转变态度,开始思考祖先崇拜中的积极因素。他们开始努力寻求一种既能严守基督教义,又能避免激发民众矛盾和吸纳更多信徒的理想传教方式。在1907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百年会议上,传教士对于祖先崇拜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讨论委员会主席翟雅各指出当下传教士对祖先崇拜问题存在误解,肯定了祖先崇拜中的积极因素——孝义之道。他提出不要再纠结于基督教与祖先崇拜之间的理论纠葛,而要更加注重传教的实践意义,应该以建设性态度而不是破坏性态度来对待中国人的祖先崇拜问题。会议最后通过决议,决定在传教过程中充分发挥本地教会的作用,在尊重祖先,弘扬孝道,又不触及偶像崇拜的基础上,通过办学校、医院、做慈善等方式进行良知教育,以达到吸引更多中国百姓自动放弃祖先崇拜而皈依基督的目的。目前,学术界围绕传教士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基督教及其人物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方面,观察角度多是自中而外的,所做的结论宏观的多,大而化之的多,推论的多。比如,在谈到20世纪20年代本色化运动的时候,史家多是强调中国方面民族主义思潮的作用和一些其他中国方面的因素,而整体上忽视基督教方面的因素。与既有研究方法和路径不同,本文采用微观的方法和“由外而中”的路径,通过对多卷本清末民初西方教会在华出版物《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细致解读,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内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祖先崇拜的态度变化,进而探讨这种变化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过程中的铺垫作用。本文的结论是：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人士已经根据中国社会现实自行调整对中国祖先崇拜的态度,从原先的完全否定转为有条件地承认宽容。这种转变是西方在华教会和传教士的自行调适,但它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打开了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