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中国被强行拉入世界现代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东部地区因引入现代产业技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及优越的现代交通体系建立而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机遇。西北地区则由于自然及地理条件的限制，经济受到了很大的约束，丰富的矿产资源在农业社会经济中的需求有限，难有作为。显然，打破自然及地理条件的限制，将西北地区与东部地区融汇联合的唯一手段，便是建立起西北地区的现代交通体系。对此，陕西人士有切肤之感，并因此对藉铁路以振兴地方抱极大之热忱。陇海铁路西展，虽则是国民政府为巩固国防与开发西北经济采取的措施，但于陕西而言，则从此获得了与外界增进政治经济联系的交通载体。　　 陇海铁路展入关中后，对关中传统运输格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公路运输受到冲击，渭河水运日渐衰落。由于陇海铁路关中段的修建，贯通关中东西的交通大动脉形成，关中区内的现代交通体系自此以铁路为干线日渐成形，关中与区外交通联系阻滞的情形亦得到彻底改变，关中地区开始被纳入国家现代交通网络中，其与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亦因此加强，“僻处西北”的区位劣势得以改变。　　 陇海铁路通达前，关中地区工商业呈现极度凋零之状态。而陇海铁路的展入则彻底改变了这一衰颓之势，关中现代工商业快速发展，兼以抗战爆发后东部厂矿企业循陇海铁路西迁，关中工商业的门类与数量相较于之前，均大幅增加。运输的便捷与陇海铁路对货流与人流的集聚，是关中工商业得以勃兴的重要原因。路地合作亦是促进工商业的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陇海铁路的开通运营，也引致了关中乃至陕西、西北的商货运输路线作出相应调整，铁路对货流与人流的吸引于此显现。　　 近代关中城镇的发展直接受到陇海铁路的影响，其影响之大，足使关中城镇格局发生彻底改变。析而言之，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府地区，渭南因处于铁路线上而兴起，取代大荔成为关中东部新的经济中心；中府地区，西安成为关中乃至西北的物资集散中心，经济地位提升，泾阳、三原则失去了其素有之渭北经济中心的地位；西府地区，宝鸡因陇海铁路的到达而迅速崛起，[中文摘要]交通枢纽地位形成，城市发展迅速，而昔称繁盛的凤翔则失却了其数百年来在关中西部地区的优势地位。渭南、西安、宝鸡等铁路沿线的繁荣与发展，改变了关中传统的经济布局，引致关中城镇体系的变动，自明代中叶形成的以大荔、三原、风翔为中心的渭北城镇经济带丧失了其长期作为关中区域经济重心的地位，陇海铁路城镇经济带则取而代之。　　 铁路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火车站对商业的巨大吸附作用，并因之在其周围形成新的经济区，近代西安、宝鸡等城市的发展即显明地证实了这一点。明清以来的西安城，经济重心多位于城区西南部的南院门地区，这一布局历经数百年未有变动。1934年底陇海铁路到达西安，设站于城区东北隅外，西安的城市经济布局才开始发生变化。在火车站周围开始形成新的经济区，城市经济重心开始向火车站地区转移，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拓展规律被打破。宝鸡城区也因火车站建在东关，而形成城内、城外双中心的城市经济格局。　　 近代关中社会的外向型发展，亦与陇海铁路密切相关。陇海铁路入陕，使得近代以来“僻处西陲’’的陕西开始具有一定的区位交通优势，与省外的联系日益紧密。国民政府亦籍此深化对陕西的控制与影响。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亦有赖于陇海铁路。于国民政府而言，可以迅即调集军队，兵临潼、渭，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于陕西地方当局而言，则潼关天险尽失。此外，陇海铁路入陕，也为陕西提供了发展的前提，而其后全面抗战爆发，陕西又因陇海铁路而成为沿海厂矿、高校内迁的便捷的目的地之一。借助于陇海铁路这座桥梁，关中经济、社会、文化事业得以发展。新的经济、文化因素的引入，促使关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潮流之所向，民众意识亦因之趋向现代化。　　 陇海铁路入陕，其对于关中城镇变动及地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不可小视，然仅局限于此一层面来考量陇海铁路的影响，则视角难免失于偏狭。实际上，陇海铁路入陕，其意义不只体现在它扭转了近代以来关中经济衰败的趋势，促进了关中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其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影响。政治上，国民政府对陕西乃至西北的控制得到加强，国家进一步走向实质上的统一：文化上，陕人民族国家意识增强，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进一步强化，文化层面上的国家整合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