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国地方政府之间的交往关系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鉴于外交的国家性,地方政府间交往活动更多属于民间外交的性质。我国地方政府对外交往最多的是日本地方政府。中日地方政府交往始于1973年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结为友好城市,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日交往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结下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我国地方政府对外交往中最活跃、最有成就的双边地方政府交往。　　 中国地方政府对外交往的主要形式是与国外缔结友好城市或建立友好交流关系(也可称准友城)。截止到2007年,中日双方共缔结了237对友好城市,在地方政府所有国别的结好数量中名列第一。通过对中日间地方政府交往历史的总结和趋势的分析,可以为我国地方政府继续扩大对外交往,促进交流和发展提供经验和理论参考。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九十年代及至目前21世纪初期,中日两国关系经历了“世代友好”、“政经双热”、“政冷经热”、“政冷经冷”、“成熟稳定”的发展变化过程,两国地方政府的交往也同样经历了“友好当先”、“全面开花”、“消极冷淡”、“稳定成长”的发展阶段。中日两国地方政府的交往,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增进相互了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末及21世纪初期中日两国关系出现困难时,中国地方政府积极呼应中央的总体外交,加大对日本地方政府友好交往的力度,努力维持中日友好发展的大局,通过邀请日本地方政府代表团及友好团体友好人士来访,增强感情联络；通过举办各类城市推介会,招商引资说明会,继续谋求扩大与日本的双边经贸合作,努力营造一个摆脱政治干扰、维持友好交往的氛围,这些举动使许多日本地方政府充分认识到中国政府努力维持中日友好大局的诚意,对日本政府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和表示担忧,并自主地与我地方政府保持正常的沟通和联系,为避免中日关系出现更大幅度的倒退起到了缓冲作用,发挥了积极影响。可以说,中日两国地方政府的交往从一个侧面透射出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中日关系的演变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日两国地方政府三十多年的交往有喜悦、有痛苦,有高潮、有低潮,有成果、也有教训,有过顺境、也有过逆境,双方的交往经历了由少到多、由点到面、由年轻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在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两国地方政府的交往正处于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的大变革中,在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大格局中,应该看到,中日地方政府的交往双方的互补性越来越突出；双方交往的独立性、自主性越来越明显；双方交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非友城(准友城)交往比重上升,文化交流与经济交流并重,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日经济实力的接近,文化交流将逐渐占居主导地位；中国西部内陆地区与日本交往将会有所发展。　　 胡锦涛主席曾经在2004年5月20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民间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具有重要地位,对外友协是推动中国民间外交事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民间外交,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民间外交致力于加强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致力于巩固和发展中国同其他国家的互利合作,致力于维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在中日两国致力于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今天,中日两国地方政府更应抓住时机,面向未来,探索交往的新途径、新方式,为子孙后代的中日友好关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为此,中日地方政府要从战略大局出发,从利益共同点入手,从具体事情做起,努力构筑21世纪新型的务实友好、平等互惠、大众参与的交流合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