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处于政治体制转型和社会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时期，经济建设取得极大成就，人民物质得到极大丰富；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人民的利益诉求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以网络为标志的新型渠道在政府回应和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过程中日益重要。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变化，公民利益诉求多元化、表达渠道的多元化对政府的回应效能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政府必须有能力及时、主动回应公民的多元化利益诉求。但是，在我国政府回应的实践中，存在着不回应、选择性回应、不能全面回应等问题。建设回应型政府，提高政府回应效能是当前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我国政府回应过程中，主要存在两种回应方式：其一是正式回应，其二是非正式回应。政府的正式回应是指政府通过立法式的、程序化的、公开的回应方式回应公民和社会的利益诉求，与之相对政府的非正式回应是指政府通过非法律程序、非公开的以及无主体资格的回应方式回应公民和社会的诉求。我国政府的非正式回应在我国政府回应过程中呈现出“双刃剑”的作用，其积极主要是拓宽了政府回应渠道以及提高了公民参与；其弊端则主要体现在其存在的问题之中，即回应失真、回应超载和参与爆炸以及共谋等问题。我国政府回应主要呈现政府的正式回应不足而非正式回应有余的特征，这是由两个方面原因决定的。其一，我国传统的君王思想残余，使得我国政府更倾向于人治、使用非正式的回应方式回应公民诉求；其二，我国体制性问题是导致非正式回应滥用的根本性原因。建设我国现代回应型政府，就是要解决好政府的正式回应和非正式回应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公民参与问题以及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