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世界步入了一个需要以文化价值互信互鉴作为合作基础,而不仅仅是依靠功能性需求来进行合作的阶段。求同存异是人们谋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策略,同质性被视为合作的重要基础,而文化的异质性往往被悬置一边。事实上,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所累积的不同经验形成了不同文化群体各自进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这种异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从而促成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合作。作为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昆明吸引了众多南亚东南亚的跨国商人前来此地进行跨文化贸易。人们为了追求更为合理的资源配置而选择流动,来昆经商的南亚东南亚跨国商人亦不例外。自古以来,多条国际商路将昆明与世界各地相连,异域商品源源不断地由跨国商人携带至此地。跨国商人采取各种交通方式来到昆明,而作为当下较为常见的跨界流动方式,航空路线的采用给该群体的异域商业实践带来多样的影响。当他们流动至昆明后,其居住空间的选择从实质上讲是跨国商人对自身与异质性社会的关系进行有效处理的空间表征。同时,跨国商人根据不同的商品特质在多元的商业节点也展开了多样的贸易实践。南亚东南亚区域内各国的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各国商人携带至昆明出售的商品也具有较强的文化异质性。为了克服昆明市消费者对这些异域事物及其文化背景的陌生感,伴随文化展示的国际博览交易会便成为了初来昆明的跨国商人进行商品贸易的空间首选。在场与缺场的异文化因素同时作用于该交易空间,加之跨国商人的跨文化售卖策略,使得博览交易会成为了跨国商人与消费者可以相互体验彼此文化经验世界的综合化现象场。类似的现象场还有专业化的实体店铺空间以及开放化的虚拟网络空间。在跨文化贸易所依赖的多种现象场中,来自不同社会与文化的人群对彼此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随着跨国商人与异质性社会的接触逐步加深,他们遇到了因多种原因而导致的风险与冲突。针对来自异域陌生的跨国商人群体进行适当的管理是必要的,然而由于中方管理者对跨国商人的文化背景认知得不够全面和深入,使得后者在面对异域社会的管理制度时也遇到了一些不利于商业实践的风险。除此之外,跨国商人在昆明经商时需要与中间人、商业同行和消费者进行必要的交往,由于信息差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往往会导致货物丢失、钱财损失等情况。有基于此,南亚东南亚跨国商人会通过对时间、货币以及技术的充分运用,调整商品的售卖结构,寻求多元且适合自身的社会网络支持,以此来应对风险,并在风险中寻求新的商业机遇。在与异域他者不断交往的过程中,南亚东南亚跨国商人也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交换作为根本特征的共同体。虽然该群体由于进入异域社会而与自身所属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断裂,在语言以及衣食住行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的表达特征,然而,原有的文化传统依旧固着在他们身上,并在特定的时间得以呈现和表达。与此同时,南亚东南亚诸国驻昆明总领事馆成为跨国商人在异域重新整合自身的社会与文化身份的平台。同时,跨国商人通过与异域他者缔结跨国婚姻、组建跨国家庭等方式与异域文化形成了更深层次的异质性融合。这群异乡人通过商品贸易与世界各地的陌生人进行链接,也正是依靠着跨文化商业实践,他们在群体内部与群体外部共同形成了一个以相互交换并共享异质性作为重要特征的共同体。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的拓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离不开跨国商人的商业实践与文化互鉴。跨国商人在世界经济的微观之处创造了新的链接,同时影响了异文化群体间的认知与互动。在互联互通的世界中,作为联结异质性事物的中介者,跨国商人对自我有了一定程度的新认知,并且也在其他社会群体中留下了多元印象。基于此,异质性交换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异质性共享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而异质性的真正价值在于不断推进着人类的自由发展。从南亚东南亚跨国商人在昆明的商业实践及文化互鉴可以看出,以异质性作为人类群体相互合作的基础需要一定的条件。人们通过流动来不断推动异质性接触,在多元的现象场中进入彼此的经验世界,在多种风险冲突中逐步交融成具有复杂异质性的共同体,进而达到对于彼此文化价值的尊重与确信,以此来推动不同群体间的进一步合作。人类最终能达到何种文明水平,这依赖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互包容并理解彼此的差异,通过运用异质性来进行合作。若能在共享部分价值观的同时依旧不断发掘异质性所包含的潜在价值,那么不同的个体、社会、国家和文化将在丰富自身的同时促进彼此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