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对海外汉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汉学研究成果的反思性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包括唐诗翻译)有力推动了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扩大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不断受到我国古代文学界的重视,但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研究获得的关注还不够,有待拓展和深化。本研究立足于实实在在的翻译文本,对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的轨迹进行了梳理,丰富了翻译史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思想内涵,为中国文化的翻译研究引入了新的资源。通过总结他的翻译方法、翻译思想、传播和接受的经验教训,为中国典籍的翻译发展提供借鉴,为中国文学“走出去”寻找代言人,为培养更多紧缺的高层次的汉译英翻译人才,为我国制定适当的图书对外推广政策和计划,推动中国文化的外译、出版、发行和海外传播,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核心价值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为促进美国社会对中美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了解,提供有价值的参照。此外,本研究也有助于重新认识海外唐诗研究的价值,为我国的唐诗研究提供反思。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著作和中国文学选集中的唐诗翻译的文本出发,不仅总结了宇文所安在不同学术研究阶段中的唐诗翻译特征的异同,而且挖掘了翻译背后的中西诗学思想、文化思潮和哲学观念的影响,具有翻译文化史意义。本研究在中西诗学、修辞学、语言学、接受美学和传播学理论指导下,主要运用理论与文本阅读相结合的方法,围绕宇文所安的唐诗英译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互交融这条主线,对著作中的主体文化和文学语境进行宏观描写和分析,对译文文本和原诗文本的语言和文体风格进行微观比较和解释,并把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同其他汉学家的唐诗翻译进行比较,旨在探讨译文的美学价值、文化价值、传播价值、翻译思想和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借鉴意义。主要内容如下:宇文所安的著作《韩愈和孟郊的诗》中的诗歌翻译的实验性,契合了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宇文所安的早期翻译的实验性,通过孟郊和韩愈诗歌翻译的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的翻译注重“可读性”,但努力追求忠实性。译文受到一些西方汉学家的高度评价,但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特别是研究资料不足的限制,不可避免地存在翻译的僵化、讹误和过度阐释现象。这些翻译误读背后既有译者自己的局限性,也有翻译目的使然,还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总体而言,宇文所安《韩愈和孟郊的诗》中的翻译实践透视了学术研究初期阶段翻译理念的特征。《初唐诗》是宇文所安从唐诗个案研究向系统研究的转折点,开启了系统化翻译的新阶段。随着从耶鲁大学博士生到耶鲁大学职业汉学家的身份转换,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宇文所安受到各种理论思潮,特别是耶鲁大学学者们的理论的影响,其次,还有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诗学的影响。这些理论不仅是唐诗研究的理论资源,而且也是唐诗翻译研究的隐形理论支柱。翻译的差异性阅读和翻译的修辞性构成这个阶段的两个基本特征。他的唐诗翻译阐释中渗透着浓厚的人文主义的传统。译文虽有某些不准确和松散之处,但地道性和可接受性占主导地位。宇文所安在《盛唐》的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比较法、训诂法、阐释法等多种方法,对翻译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翻译诗学的“正典”既有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的文论思想,又有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的影子。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中的审美自主性、审美陌生性和审美非大众性在宇文所安的翻译中有所体现。不过,宇文所安并非仅仅是理论的消费者,他的“非虚构”诗学理论对翻译中意义的非隐喻化和显化都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中西诗歌创作中的方法论不仅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借入翻译研究过程之中,苦吟的诗学、隐秘的诗学,还有西方极简主义的诗学等都是创作经验的提炼,可用以观察、评价和阐释宇文所安晚唐诗翻译中的文学文化价值。宇文所安的晚唐诗翻译反映了“苦吟”诗学的本质特征。宇文所安在唐诗翻译中,也受到极简主义诗学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翻译中对唐诗中某些复杂的意象和高难度词语的淡化处理,就是极简主义在唐诗翻译中的具体运用。“追忆”本是宇文所安的文学研究方法论,但可以解释宇文所安对晚唐诗中的文学文化的翻译。《中国文学选集》是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经典化的标志,作为中国文学课程的通识教材,对美国大学生了解中国文学(包括唐诗)的意蕴和风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同其他汉学家的唐诗翻译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宇文所安的唐诗文本的选择标准、倾向、内容和体例,以及对唐诗传播版图的重构意图,在语言形式选择中,尽管他不把韵律效果作为翻译主要的考量标准,但通过补偿手段也能翻译部分音乐效果。宇文所安对意象的翻译以再现为主,变通为辅。副文本也是宇文所安唐诗翻译的特色,对译文的正文本的语境进行了补充和延伸,这对教材的阅读很有帮助。研究发现,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翻译选集在西方有广泛的传播力,深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高度关注和评价。宇文所安的翻译思想散见于译例言、导言、诗学研究著作、论文和访谈之中。他对文学翻译功能的认识,对翻译中的“中国性”和“世界性”的“中和”式把握,契合了中国哲学中的“中和”思想。他的归化和异化相融合的理念,中国诗歌史的重构和民族文化可译性的观点,对译者角色的理解,对不同语域中的翻译策略的解释,以及翻译作为文化代言人的思想,构成了翻译思想的基本因子,藉此可对中国文化的翻译规模、方法、赞助和效果等进行反思。宇文所安的翻译模式,包括名人译者模式,翻译策略模式,翻译传播模式,翻译“代言人”模式,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且并对国内的中国诗歌评论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主要是“学术翻译”,同时又有“文学翻译”的特性,他的唐诗研究或诗学研究类著作中的唐诗翻译以配合学术研究为目的,翻译的忠实度很高,通过大量的副文本中的训诂和文化典籍的语境补充,使翻译体现了学术性,并且兼顾文学性和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