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是世界第一大植被类型,在全球范围内提供重要的生态和经济价值。我国的草原面积居世界第二位,有着丰富的草地资源和极大的发展潜力。然而,粗放的草原生产活动和低效的草地管理水平阻碍了这种潜力。与农区相比,放牧为主的生产形式和历史经济文化因素导致草原牧区的生产发展受天气的影响更大,风险管理能力却更弱,因此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传统的牲畜死亡保险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牧民的损失,但始终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覆盖的损失范围也不够全面。此时,引入草原指数保险这种新型保险,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还有利于实现保险双方的信息对称。目前,国外的草原指数保险已有较为成熟的产品和运行体系,成为了重要的草地风险管理工具。因此,为了更好地利用草地资源,我国也亟需建立自己的草原指数保险体系。但我国草原牧区幅员辽阔、气象站点稀疏、历史数据不全的情况决定了不能直接照搬国外的经验,而是需要自主设计的方案。为此,以黄河源区为例,探索高寒草地的指数保险方案。黄河源区位于我国唯一的高寒生态系统所在地——青藏高原,其独特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造就了世界性的生态修复、维系与生产发展难题。如果能为此地设计出一套指数保险产品,不仅能填补我国草原指数保险几近空白的局面,而且能为高寒草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本研究以县为基础单元,针对性地设计了系统取样和抽样调查,得到了521个实测样点数据和198份入户问卷数据;再结合多种环境、社会经济数据,建立起黄河源区高寒草地指数保险数据库。通过指数选择、模拟模型构建、风险区划、费率厘定和赔付方案设定,设计出了一套完整的高寒草地产量指数保险产品。主要结论有:（1）分析黄河源区环境波动对牧民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对比不同类型的指标后发现,产草量是最适合的保险指数。在模拟产草量的11种模型中,最优的是随机森林模型（R~2=0.630,RMSE=50.080）。利用该模型模拟出了黄河源区2001-2020年的年均产草量,发现产草量在区域内部差异大,超过100 g·m-2,且与水热条件高度相关,呈现自东向西、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2）根据计算出的各县2001-2020年的草地减产情况,将其划分为5个等级,同时考虑国标对“轻旱”的规定,将10%设定为成灾的触发水平。发现无论是从平均减产率还是成灾频率来看,玛多、称多、曲麻莱、同德、兴海和泽库6个县都是草地减产最严重的。然后,为每个县的产草量寻找最优的分布模型,服从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分布、Weibull分布和Logistic分布的县分别有4个、4个、4个和3个。（3）使用灾害危险性指数、产量变异系数、产值指数和公路密度指数4项指标建立了评估风险区划的指标体系,计算出了各县的综合风险指标。使用Ward法对综合指标聚类分析,15个县被分为3类,分别是:高风险区（称多县）,中风险区（玛多县,曲麻莱县,达日县）和低风险区（兴海县,同德县,泽库县,玛沁县,河南县,甘德县,久治县,玛曲县,若尔盖县,红原和阿坝县）。然后,初步厘定了纯费率,最高的是称多县（9.62%）,最低的是久治县（0.53%）,区域内部差异大。再根据风险区划的结果对纯费率进行了调整,兴海、同德和泽库县的纯费率降低,达日县的纯费率提高。调整后的费率和风险更加匹配。（4）拟定了以各县的年度购草均价和牧户的参保牲畜羊单位量为依据的赔付方案,得到2015-2020年,只有2015和2016年需要赔付,其中2015年达到起赔点的县有泽库县、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和称多县,赔付额分别为4.84、17.46和70.12元/羊单位,2016年达到起赔点的只有称多县,赔付额为13.78元/羊单位。称多县称文镇上庄村的牧户X在2015和2016年分别养殖了540和562.5羊单位的牦牛,因此可以分别获得总计37864.8元和7751.25元的赔偿。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在进行产品试点时,可以优先考虑玛多县、称多县、曲麻莱县、兴海县、同德县、泽库县和河南蒙古族自治县。2)生态脆弱性更强的高中风险区应当受到重点关注。3)在具体施行时,可以将产草量指数保险与牛羊死亡险结合起来。4)政府应当加强对指数保险的重视和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