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私人产品相同,公共产品同样受资源稀缺问题的困扰,特别是在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大幅提高,然而历史欠账较多,投入依然滞后,农村公共产品供需之间缺口日益拉大,“增量调整”的同时如何挖掘“存量”的潜力,实现效率增进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论文立足于此,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开展效率评估,并提出增进效率的选择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共分十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导言。论文界定了研究中涉及到的关键概念。除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外,基于环境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政策标识,随着制度和政策的变迁,其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发生变化,但本质属性——收益外溢的特征是论文界定研究对象范围的核心。对效率概念的界定上,论文着重强调了与经济效率同等重要的社会配置效率,将二者同时作为考察对象更能契合中国发展之目标。导言部分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论文逻辑框架的梳理,论文的逻辑思路如下: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理论基础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现状评估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效率不足的根源判断一增进效率的基础和可能性一实现效率增进的路径选择。　　 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脉络的梳理,虽然马克思从来没有系统阐述过效率理论,但其理论体系中无不渗透着深刻的效率观——效率是一切产品本质属性的要求,效率是发生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每个环节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包含着对其效率观的肯定和创新。相对而言,西方经济学家较早关注公共产品及其效率问题,他们从集体利益、产权、效用价值、公共选择、博弈、直至人的行为等多角度分析了公共产品效率的产生、表现形式、本质以及提升效率的途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典经济理论、前沿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相关理论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现实出发,大多数学者从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效率界定、效率评估的方法、效率水平判断及原因剖析、增进效率的路径选择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或规范研究,其结论和论据对论文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第三部分是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效率开展评估的意义阐述。从宏观发展的角度出发,评估并增进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效率对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激励农业生产力进步、推动农工商三大产业互动、以及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特别重要的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率增进能够显著激励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积极性,在组织生产、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农村环境、增强自组织能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四部分是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的逻辑思路的概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是多主体博弈的产品,其效率水平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其效率评估和判断不能以单一标准衡量。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整体效率偏低是学界的一致观点,传统假设认为,原因在于效率值难以量化、需求方的集体意愿表示困难以及强制性的供给政策等。不同于传统假设的观点,论文认为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效率评估通过DEA分析方法中的C2R模型能够实现量化,通过社会学的参与式评估理念和方法可以理解并分析需求方的集体意愿。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第三个新的假设,即农村公共产品效率水平较低的根源不在于强制性的供给政策,而是利益相关者的主动参与能力未被充分发挥,特别是作为事实使用者和外部供给者之前桥梁的社区职能的混淆,是制约农村公共产品效率水平的关键环节。　　 第五部分从经济学方法着手,运用DEA的C2R模型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效率开展定量分析。重点选择财政支农资金、财政农村基础教育支出、财政农村公共卫生支出等三个关键对象进行时间序列的考察。DEA效率分析模型的结果显示,总体上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规模偏小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效率影响相当显著；农村公共产品的技术效率是不稳定的,即相同规模的财政投入到农村公共产品的要素不一定会有相同的产出,一定规模的投入可能会有差距巨大的产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结构性矛盾十分显著,表现为供给规模无效率,虚假规模报酬现象突出,尤其在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上最为明显。　　 第六部分是基于参与式方法对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社会学考察。论文以2005-2007年对四川省的松潘县、红原县、宝兴县、平武县、海南省的昌江县、湖南省的永顺县和炎陵县等7个县12个乡60个行政村的参与式农村公共产品效率评估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分析当前农村公共产品效率水平。一是由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但在农民中满意度较高；二是总体说来农村公共产品缺口较大,且结构不合理；三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高交易成本现象突出；四是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中有显著的“马太效应”；五是在农村中涉及到集体利益选择时,普遍存在社会排斥现象；六是农村公共产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第七部分是对农村公共产品效率不足问题的根源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低效状态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背景,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体制和经济发展状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封建及半封建社会时期模糊的公共产品概念、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家庭承包制后到税费改革前的基本“自给自足”时期,以及后税费改革时期。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变迁推动着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及其作用也在不断变化。从历史的、全面的视角出发考察农村公共产品长期低效运营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制度设计滞后,利益相关者角色错位,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特别是农村集体角色混淆,是供需脱节、高交易成本、集体需求表达困难等问题产生的根源。　　 制度设计滞后和利益相关者角色错位是农村公共产品效率低下的根源,因此应当以此为重点,构建合理的发展模式以实现效率增进。论文第八部分构建了主动参与模式框架。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框架实现具有可能性,因为个人需求偏好形成的基础在于基于资源禀赋的效用判断,在一个较为稳定的集体组织中,个人具有合作的意愿,使长期合作博弈存在均衡点,而且我国农民具有显著的经济理性,且在广大农村拥有制定并遵循规则(如村规民约)的传统。然后,论文客观记录了对56个村开展的增进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实验,结果表明,资源禀赋是需求的决定因素,社区博弈存在均衡点,合理的制度设计是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效率的必要条件。　　 因此,要实现主动参与模式在增进农村公共产品效率方面的重要作用,必须从三个方面加以突破。第一,应当对利益相关者的角色重新定位,明晰政府、集体组织、农户、企业等关键人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途径,激励其主动参与意愿,提高主动参与能力。第二,强调社区作为集体代表的重要性,通过创新组织管理方式,激励社区发挥主动性。第三,应当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引导乡镇产业科学发展、鼓励农村合作组织的多元化发展,以此作为主动参与机制的保障。　　 总体说来,市场机制在处理公共事务问题上不具备效率,特别是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论文立足于此强调应当发挥利益相关者的主观能动性,增进农村公共产品体系的效率水平,具有显著的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