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终结与转型,以及商业社会和读图时代的来临,文学批评经历了一次转型。这次转型是在新的话语有效性原则下的重建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以叙述审美/形式而达成的有效性方式、以叙述人的解放而达成的有效性方式、以叙述统一的历史意识而达成的有效性方式在当下的解体及重构。文学批评从一个确定的中心出发到无中心批评:从纯然的审美/形式出发到审美的泛化;从现代型的人到后现代型人的转化;从线性历史到发散及可逆历史的转化。同时这一过程也是批评自身演变的内在要求,文学批评传统的话语有效性原则在当下批评话语中有着变异性体现。如果说传统文学批评话语以元话语所要求的高度同构为有效性特征,并由政治赋予其合法性的话,那么1990年代,文论话语的有效性正处于一个混合时期,一方面是元话语的同构性原则在小叙事中的局部适用,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异质原则在各类言说中的广泛适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随着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转型,以及先锋文学的退潮,文学批评的政治合法性标准丧失了它统驭文学批评的能力,形式/审美作为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依据同时也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矛盾的对立面,进而也丧失了它作为思想抵抗的先锋意义。这种建基于科学之上的有效性使文学本身得到了保卫,但是它也日益只成为了它自身,日益失去了受众。因而,文学批评从审美/形式出走,回到价值、历史及社会,审美不可避免地被泛化了。人的解放在1990年代依然作为文学批评的“阿基米德”点,然而,对于解放的道路则人言人殊。1994年开始的人文精神讨论试图为文学活动中人的言说重建一种本质主义的有效性依据,有意味的是它却成为了一个思想分裂的分水岭。理想、崇高虽然仍被一些人所坚持,但现在,它们必须学习如何和感性、欲望和平共处,它们之间的等级秩序被填平了。从生态角度来谈论文学活动中的人尽管意味着人文主义的终结,但人的解放作为言说文学的出发点在199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仍不可撼动。1990年代,寻找历史的真相(经验历史)和探询历史的价值(效果历史)仍然作为言说文学活动中历史的有效性基础,然而,批评家对于历史的真相和价值的看法迥乎不同。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对历史的言说、文学史对自身历史的重新叙事、“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冲突表明,1990年代历史正经历着从线性历史到发散及可逆历史的转化。上述1990年代文学批评的转型潜伏着乐观的相对主义及悲观的虚无主义危机,走出这一困境,一方面要警惕相对主义中所潜隐的对文学批评的取消论;另一方面,要在认知的基础上对文学及批评重建一种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