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背景下,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然而环境问题却不断加剧,近年来这一地区已经逐渐成为我国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由于大气污染跨区域传输的特性,京津冀地区的环境也会受到周边省域大气污染物的影响,因此,综合治理京津冀及周边省域的大气环境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之间的矛盾持续加深,产业升级将成为实现京津冀及周边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共进的保障,也是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减排的基础。因此,环境规制的产业升级效应是决定京津冀及周边省域环境治理能否成功的关键。那么,当前环境规制政策是否促进了产业升级?升级效果如何?又可以通过哪几种路径影响产业升级?本文基于上述背景,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与分析,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也为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首先梳理了有关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相关文献,之后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探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然后在此基础上,以“2+26”城市联合防治行动作为环境规制政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采用实证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动态持续性与区域异质性,最后,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Sobel检验方法,系统地考察了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路径,并对各路径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从京津冀及周边省域的整体来看,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能显著地促进产业升级;第二,环境规制政策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动态持续性,且存在边际效果递减的现象;第三,将京津冀及周边省域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分别进行研究,检验得出环境规制的产业升级效应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了产业升级,而环境规制政策的产业升级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却存在不显著的抑制作用;第四,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社会消费需求与社会投资需求三种途径进一步影响产业升级,且社会投资需求的中介效应较大。因此,本文认为,为进一步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应坚持推进环境规制政策,并实施区域联合治理,采用有侧重性的差别化环境治理政策,探索多元化的环境规制工具,充分发挥政府在污染负外部性内在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提升产业升级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