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张君劢之国家观念为研究内容,将张君劢置于中国从传统的天下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放到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嬗变的思想语境中来理解,系统地探讨了1919-1938年间其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古代中国人把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共同体视为天下而非“国家”,这种建立在天人相与的宇宙论基础上的天下国家观,在近代中西交冲的过程中逐渐除魅,被现代国家观念取而代之。从晚清开始,国民国家观念开始进入中国的思想界,它强调主权在民,国民为国家主体并享有同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进入思想界的,还有另一种竞争性的甚至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国家观念,它强调民族和国家的同质性,其理想形态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经由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既没有实现上述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没有实现上述意义上的国民国家。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传统的天下国家,但现实的民国,是一个不成为国的“军绅政权”。尽管1924年后经由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在1928-1938年间,对内始终不能消除武装割据建立起法治与秩序,对外无力抵御外侮保卫国权,建构现代国家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与现代国家建构失败的现实相应地,是现代国家观念之混沌。面对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问题,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界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回答,也由此构成了四种主要的国家观念形态,即国家有机体论,国家工具论,政党国家论和多元主义的国家论。这种国家观念的冲突歧异,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不利因素。处于这样一个大时代的张君劢,对于现代国家建构之失败感同身受,他一方面寻求现代国家的立国之道,另一方面又切身参与现代国家的建国之行。张君劢之国家观念发展的基本轨迹,大致可分为现代国家观念的译介阶段(1919-1930),唯心主义国家观念的重建阶段(1931-1934)和中国观点下之国家哲学的创造阶段(1935-1938)。从1919年开始,他由政治而学问,由社会科学转到哲学,又由非理性回归理性,最终为其国家观念底定了独特的哲学基础,这便是他的心物二元论的政法唯心主义。在此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张君劢深入检讨了传统的天下国家观念和中西交通以来种种建国的歧路,将建国失败之源主要归于民族国家观念之阙如和国民国家要义之背离。同时,张君劢也对近代以来的各种主要的国家观念进行了澄清,试图以思想自主的立场,实现一个大综合,创造出适合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他从古今中西各时代、各种思潮中提炼和创造的现代国家观念,将国家视为一种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的、国民与国家平衡的、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综合为一的统一体。现代国家有其特有的国族文化,也即我们常说的“民族国家”的一面。它是国人在精神自由基础上的文化创造,也是国人理性意志的历史积淀。现代国家的另一面是国民国家,国民是国家的基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个体的国民则应有平等的自由和权利,并经由宪政民主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国民素质之提高和国民人格之培养与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建设一样都是国家建构的题中之义。作为一种实现公善的组织,国家具有“公意”；而作为一个人,国民具有自由意志。张君劢肯定了公意与自由意志的存在,视国家与个人同为原生的因素,而非一方派生出另一方,因而主张政治经济方面均实现国家与个人、权力与自由之平衡。国家的基础是道德和法律；而道德和法律来自个人理性的意志在历史时空中的积淀,故国家的终极基础在于国民之理性的意志。国家不是自然的,也不是纯粹人造的,而是兼有二者的历史的人类共同体。张君劢之国家观念通过理性的意志将国民国家与民族国家融合为一,将现代国家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这一重要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国家,促进现代国家的构建,消解狭隘的民族主义,妥善处理国内的族群关系和对待国家安全与存续问题均富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