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对党内法规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为了让党内法规可以在国家治理的进程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如何衔接协调自然成为学界不可忽视的重大研究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之间有机贯通、相互协调。认真贯彻四中全会这一要求,对于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要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的协调衔接,两者在党规国法上的规定是衔接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监督法律协调衔接这一课题进行研究,以期在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监督法律协调衔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等方面做出一点贡献。首先,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监督法律协调衔接具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两者的协调衔接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需要,是提升党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需要;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在规范对象上具有相融性,在治理功能上具有互补性,这都构成了研究两者协调衔接的重要理论基础。其次,因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包括不同的监督主体和监督制度,两者的协调衔接是一项困难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整体来看,由于党员身份与公职人员身份的高度重合,党内监督的监督对象与国家监督的监督对象的范围也高度相融。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在监督对象上的一致性,为两者的协调衔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监督法律在监督内容上的交叉关系是规范制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处理好两者间的交叉关系有助于形成协调高效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使公权力受到严格的监督和制约。“纪严于法”作为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监督法律的基本要求,必须在具体规定中得以明确。监督方式上的协调衔接一方面能够革新纪律监督的方式,把纪律挺在前面的同时,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能够同监察委员会一起,深化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现从“惩治极少数”到“管住大多数”维度拓展。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监督法律在处置措施上要遵循纪在法前、纪法衔接的协调方式,使各个部门之间形成高效的监督合力,全方位对公权力使用者进行制约。研究《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一系列党内监督法规和《监察法》、《公务员法》《人大常委会监督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审计法》等国家监督法律,分析目前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监督法律在监督内容、监督要求、监督方式、处置措施方面的现状。在监督内容方面两者的联系以监督对象的高度相融为基础,以反腐反贪、限制公权为主调。党内监督法规的监督内容一定程度上涵盖了监察监督的监督内容,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制定主体的差异让监督内容无法及时同步,未能及时转化监督过程中的制度成果。在监督要求方面实现“纪严于法”是党自身性质的必然要求,“纪严于法”的规定也主要体现在对党员群体的监督范围要大于普通公职人员,约束的内容更加细致广泛,这也使党规国法制定过程中存在着一些纪法混同、纪法规定不一致的现象,影响监督实践的操作。在监督方式上的联系主要是指在监督过程中实现从党内监督到国家监督的监督方式转化,通过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监督法律的双方规定,使两者在一致的监督方式中能够实现无缝衔接,但目前立法规范建设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监督方式之间能否同步适用存在疑问。在监督过程中的处置措施衔接,是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的有机结合的重要基础,处置措施衔接的不完备无法体现党纪的威慑力,未真正起到权力制约的作用,衔接程序上缺少硬性规定、界限不明的现象亟待改善。最后,对于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监督法律之间的协调衔接,在监督内容上可以加强党内监督法规与国家监督法律的制度成果转化,同时健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制定主体的沟通机制,使监督内容能够相融相符;在监督要求上需要党内监督法规进一步优化自身的规定,避免党纪与国法混同的现象,以问责机制为监督的突破口构建从严治党的良好政治生态,建立起贯彻纪严于法的党内法规修订审查机制,增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从而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目标;在监督方式上强化党内外各监督主体之间的统筹,推动“四个全覆盖”无缝对接的思考,通过各类监督方式的协力,真正把监督责任履行到位,确保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全覆盖;在处置措施上建立健全协同监督的一体运行实施机制,建立健全党纪与国法衔接的监督程序机制,通过建立完备的衔接程序消除执行过程中不一致的现象,及时清理二者之间不协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