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于两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美贸易额的持续增长,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频繁发生。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是美国逐渐将中国列为了头号反倾销目标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美国对华发起了百余起的反倾销调查。这些反倾销调查及后续的反倾销措施对中国的涉案企业与相关行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严重影响了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往来。因此,深入理解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对于预警与化解反倾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回顾有关反倾销成因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反倾销成因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宏观成因与微观成因两类文献。一方面,基于宏观层面的研究结果与方法较为一致,主要以经验分析为主,重点研究包括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在内的宏观经济因素对反倾销的决定作用。另外也有文献通过量化宏观政治因素与法律因素研究反倾销的成因。另一方面,基于微观层面的文献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入手,将反倾销政策视为政府供给与利益集团需求之间的一种均衡状态。这些研究成果认为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资与游说对政府造成政治压力是反倾销的微观成因。本文首先对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历史发展特点进行定性分析,分析发现美国关于反倾销的法律法规在许多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不公正性,已经失去了其本身的字面含义,彻底沦为了一种即隐蔽又有效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一方面,美国对华的反倾销调查具有数量多、肯定性裁决比例高以及行业分布集中等特点。反倾销作为一种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措施,隐蔽性好、有效性高、影响力大,已经成为美国保护自身利益的常用手段。中国在应对美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时,应该从政治、经济等多种角度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地,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保护待售”模型为理论基础进行了深入研究。选民组成的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利益集团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政治捐献,而政府通过在国民总体福利与政治捐献之间进行权衡取得最大化的利益。反倾销政策在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均衡以及利益集团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均衡中得以实现。由于对华反倾销是美国政府做出的一项贸易政策,因此从政府的行为模式进行研究是理解反倾销成因的根本切入点。根据“保护待售”模型的基本思路,政府同时关心国民总体福利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之和,以期获得最大的政治支持率以及政治捐献；换句话说,宏观因素与行业利益集团因素是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成因的基本出发点。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分别从宏观视角以及行业利益集团视角对美国对华反倾销成因进行了研究,并扩展到了异质性企业的层面。具体来说：第一,从宏观视角来看,由于美国政府为获得选民的政治支持而关心国民的总体福利,所以影响国民总体福利的宏观因素是美国反倾销的一类成因。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宏观因素分为四种：与反倾销发起国有关的宏观因素、与遭受反倾销国家相关的宏观因素、与涉案双方国家经贸关系相关的宏观因素以及与第三方国家相关的宏观因素,然后使用泊松分布模型与负二项计数模型对倾销裁决结果以及损害裁决结果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表明：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渗透率、美国国内的失业率、中国的报复能力、美国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变化率、中美汇率变化率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率都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宏观成因。另外,本文通过量化中美两国的国际政治关系,实证分析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宏观政治成因。研究结果表明反倾销也是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手段,中美国际政治关系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当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时,美国倾向于对华发起更多的反倾销调查；而当两国政治关系改善时,美国对华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也显著减少。第二,从行业利益集团视角来看,由于行业利益集团的政治捐献是美国政府行为函数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行业利益集团形成与否是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另一类重要成因。本文以“保护待售”模型为基本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在理论方面,行业利益集团作为反倾销政策的需求者,与作为反倾销政策供给者的政府进行两层次博弈：行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与各个行业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在双层博弈达到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时的均衡价格,就是政府制定的反倾销政策措施。在这种均衡状态下,政府以及各个行业利益集团都达到了既有约束下的利益最大化。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分析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倾销裁决、损害裁决以及反倾销税率的成因。由于倾销裁决结果与损害裁决结果是离散型的二元变量(0-1变量),因此本文采用了主成分Logisitic方法进行研究。而在研究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税率成因时,文章使用联立方程组来处理税率方程中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估计对联立方程系统进行估计。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行业利益集团视角来看,如果涉案行业组成了有效的利益集团,那么美国政府就会倾向于保护该行业,这种倾向性与行业的其他政治经济因素没有显著的关系；也就是说,美国对华反倾销具有极大的不公正性,是一种“待售”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第三,从企业异质性视角来看,本文使用包含企业异质性的“保护待售”扩展模型分析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成因。在众多使用“保护待售”模型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文献中,大多集中于对保护结构的研究,而忽略了对捐资结构的研究。事实上,捐资结构的异质性正是企业异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使用各种反映涉案企业异质性的指标综合研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成因。与基于行业利益集团视角的研究方法类似,在研究倾销裁决与损害裁决时,本文通过主成分Logisitic方法验证了相应命题的真伪；然后在处理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之后,使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对联立方程进行了估计。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美国对华反倾销是一种“待售”的贸易政策,而且还发现了美国涉案企业政治捐资的多寡是美国政府对该企业保护力度的成因。与以往的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本文将政府的行为方式作为宏观视角、行业利益集团视角以及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基本切入点。由于对华反倾销是美国政府制定的贸易措施,因此美国政府的行为方式就是不同视角的理论统一立足点。第二,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这个全新的视角研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成因。本文以包含企业异质性的“保护待售”扩展模型为基础,将反映企业异质性的多种指标纳入到了分析框架之中,深入研究了申诉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在美国对华反倾销中的作用。第三,本文发现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裁决结果与反倾销税率完全是一种“待售”的贸易措施,与其他的政治经济因素没有直接的关系。之所以有些政治经济因素与美国对华反倾销的裁决结果以及税率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并非是因为这些因素是反倾销的成因,而是因为这些因素与反倾销的核心成因(宏观政治经济形势、是否形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以及涉案企业的政治捐资)具有高度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