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各经济体在积极的引进外资，2011年中国服务业FDI首次超过制造业FDI，成为外商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服务业作为“制度敏感型”的产业，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时往往更加注重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为了促进服务业FDI，中国各个省市投入大量精力改善监管框架，以此优化营商环境。但中国幅员辽阔，各个省市的营商环境水平参差不齐，外商投资者难以完全掌握东道国的基本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对中国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因此，基于区域差异，研究营商环境对于服务业FDI引进的影响就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折衷理论和交易成本学说的内部化理论为基础，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视角分析其对中国引进服务业FDI的影响。首先，界定了营商环境与服务业FDI的概念并指明本文所选用的测度指标，即采用王小鲁的“营商环境指数”作为衡量营商环境的水平,采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金额代表服务业FDI；其次，从市场寻求型和出口导向型两个角度分析了服务业FDI的类型，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分析了服务业FDI的动机，从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折衷理论和交易成本学说的内部化理论的视角分析了服务业进行外商直接投资条件；再其次，从总体和分地区的视角描述分析了中国营商环境的具体情况，从总体、区域之间、区域内部以及分行业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服务业FDI的基本情况，为下文的实证研究提供前提基础；最后，选取2006-2016年28个省市营商环境与服务业FDI的年度数据，分析优化营商环境对于中国服务业FDI的影响，将营商环境这一综合指标进一步细分为8个子指标，分别分析子指标对于中国服务业FDI的影响。除此以外，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分析该区域营商环境及其组成部分对该地区服务业FDI的影响。
　　本文研究表明：从整体上来看，优化营商环境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FDI的流入，不同区域营商环境存在一定差距，但优化营商环境仍可促进该地区服务业FDI的流入。从营商环境的组成部分来看，廉洁的政府效率、政府适度的干预、优良的法制环境、公开、公平和公正的政策、丰富的人力资本、完善的基础设施、稳定的市场环境以及较低的融资成本均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FDI。具体来看，对于东部地区，人力资源供应以及服务业发展潜力并不是影响当地服务业FDI的关键性因素；对于中部地区，基础设施、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服务业发展潜力以及对外开放水平并不是影响当地服务业FDI的关键性因素；对于西部地区，市场环境和中介服务、金融服务和融资成本、企业的税费负担、经济规模、以及对外开放水平并不是影响当地服务业FDI的关键性因素。鉴于此，本文提出在保持廉价劳动力、出台优惠政策等传统优势基础上，从营造清廉高效的制度环境、优化税收制度、丰富人力资源等方面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促进服务业FDI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