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共经历了五次较大的波动(刘树成等，2005)，虽然在波动幅度和频率上较改革开放前有明显下降，并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有明显减弱的趋势，但波动依然非常显著。从经济波动的特征看，我国经济波动具有显著的陡升陡降特征(刘金全等，2005)，这意味着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着明显的非理性行为。对于经济运行中表现的这种非理性特征，一些学者认为，主要是由政府不适当的调控政策所致，甚至有学者认为，我国经济波动完全是由政策的外生冲击造成的(杨英杰，2005)。这里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认为经济波动是非合意的，那么治理经济波动显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财政政策自1978年以来，除极个别财政年度外就一直处于赤子状态，即使自1994年税收收入超常增长之后也不例外。如果不考虑财政赤字形成的原因，仅就财政赤字综合体现的政策特征看，显然持续赤字意味着我国财政政策整体上一直是非紧缩的。理论上，仅就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宏观调控而言，财政政策姿态与经济波动之间应该呈现出逆向运动关系。那么我国这种非紧缩的刚性赤字财政政策，在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波动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加剧了还是平滑了经济波动，刚性赤字背后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显然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不仅对完善我国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政策调控的理论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指导我国财政政策的调控实践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因为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经济运行的波动风险将会有所上升，而未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利率形成机制使得我国货币政策数量和价格的调控能力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的稳定能力在整个宏观调控中就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虽然财政政策能否可以作为一项经济稳定政策白凯恩斯提出这一问题之后就一直是财政经济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由于设定的假设条件和样本选择的差异，这一问题理论界至今也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这意味着，构建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分析框架无疑是财政政策分析的前提，也是科学预测财政政策调控效果的基础。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本文选择了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稳定效应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我国1978年以来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考察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稳定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各种可能因素进行分析。当然，财政政策稳定效应的实证分析并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本文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财政政策调控机制的完善。本文之所以将这两个问题联在一起，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由于一国财政政策的稳定效果无非与两个因素有关，即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其中内在因素更为重要，因为外在因素是宏观调控无法改变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既定的财政制度和财政当局的行为偏好与目标就直接决定着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好坏。因此，完善财政政策调控机制无疑是提高财政政策稳定绩效的关键。当然，机制的完善还是以稳定效果分析的科学性为前提。但是，就实证层面而言，对一国财政政策稳定效果进行准确界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是因为财政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使得准确分离财政政策作用效果变得非常困难，甚至近乎不可能，而且因为财政政策总量和结构调控的相互交织使得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稳定目标难以准确界定。为了避免上述问题，本文对我国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分析采用了传统凯恩斯模型和财政参数一阶差分的总量分析方法，比较财政参数变化前后经济波动的程度，以此度量财政政策的稳定效果。全文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遵循理论到实证再到机制完善的研究思路分三个层次对我国财政政策的稳定效果和机制完善进行分析。不过作为本文稳定效应研究的前提，导言部分首先对“我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应坚持稳定第一”观点的现实基础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本文财政政策稳定效应的界定和度量进行了描述。作为本文的第一个层次，我们首先利用1978年以来的经验证据和Cooper et a1．(1988)协调失灵模型的分析手法对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分析主要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即经济是否存在波动、经济波动是否具有福利损失以及经济波动能否依靠经济自身得到有效解决。在此基础上，借助于小型宏观经济模型和传统lS—LM模型对财政政策的稳定能力及能力实现的边界条件进行分析，以此建立本文财政政策稳定效应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 第二层次借助于第一层次构建的理论框架对我国1978年以来财政政策的稳定效果及其可能的原因进行分析，分析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利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IS-LM 的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一阶差分和比较静态的研究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变化前后的经济波动强度进行量化分析，分析侧重于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三个不同层面，即财政政策的整体稳定效果、不同财政政策工具的稳定效果以及财政政策不同调控机制的稳定效果。其次，对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各种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由于影响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因素非常之多，就每个因素进行分析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此，本文针对传统IS-LM模型静态分析存在的缺陷，仅就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即私人部门的需求因素、财政政策的内生因素以及政策的时滞因素。其中，私人部门需求因素的分析主要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以及进出口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主要检验财政政策是否存在挤出效应及其程度，而进出口需求主要检验固定汇率制下贸易余额效应对财政政策稳定效果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财政政策内生因素的分析则主要检验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内生性、财政政策工具以及赤字债务风险对财政政策稳定效果是否存在显著的影响。政策时滞因素的分析主要考察财政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相互反应时滞，以此推断时滞因素对我国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影响程度。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政策的整体稳定效果较差，就真实经济而言，财政政策平滑经济初始冲击的能力平均不到6.5％，名义经济则更低，平均不到3％。而财政政策较低的稳定效果既不是因为财政政策存在较强的挤出效应，也不是因为贸易余额效应引致的，相反，固定汇率制下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放火了财政政策的稳定效果。不仅如此，目前的经验证据也无法表明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政策工具的选择以及赤字债务风险水平对我国1978年以来的财政政策稳定效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探究财政政策稳定效果较低的原因，作为第二层次的最后一项研究内容，我们利用1990年以来的季度数据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和内生性进行了经验分析。结论显示，我国财政政策的外在时滞较短，但内生性不足，这一结论意味着，我国财政政策稳定效应较低的原因可能在于政策调控的目标偏离了经济稳定，而随后财政政策稳定效应的不对称性检验则为这一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针对财政政策较低稳定效果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第三个层次进一步从调控机制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就提高财政政策稳定效果的机制完善提出了本文的建议。具体来说，这一层次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采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财政政策两种调控机制的稳定效果及各自存在的困难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权衡两种调控机制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论认为，尽管自动稳定机制可以避免政策制定者行为偏好和决策时滞对财政政策稳定效果产生的负面影响，但却增加了市场刚性，不仅如此，自动稳定机制也无法对供给冲击引致的经济波动进行有效调控，同样虽然相机抉择机制可以提高政策的灵活性，但无法避免政策执行中的赤字偏好和可能累积的债务风险，尽管可以对政策制定者的自由裁量行为进行规则约束，但现有的政策实践表明，财政规则并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相反却增加了制度刚性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另外，相对于自动稳定机制，相机抉择机制的可预测性较低，不仅如此，相机抉择机制无法克服的外在时滞也严重影响其效果的实现，因此，机制的理性选择应根据现实的制度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自动稳定机制在宏观调控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在此基础上，利用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对持续的或高强度外生冲击进行调控，以弥补自动稳定机制内在的缺陷。其次，对我国财政政策的两种调控机制，主要是自动稳定机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在保持市场足够灵活性的前提下就如何完善两种调控机制作了制度上的安排。其中实证分析的结论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自动稳定机制存在较大的制度缺陷，财政收入制度对经济的敏感性较低，而基数法预算编制方法使财政支出制度的刚性较强，这种制度上的缺陷导致了我国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机制难以充分发挥对经济波动的逆向调节作用。不仅如此，高税率引致的效率损失也严重损伤了经济自主增长的潜力。而转型经济过程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则进一步表明，发挥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机制在稳定经济中的作用有其必要的现实基础，但增长偏好的政策调控取向无法使这一机制发挥适当的作用。为了提高我国财政政策两种调控机制在经济稳定中的作用，我们需要在现实制度的基础上对两种机制进行完善，但两种机制完善的目标应有所差异，为了降低高税率引致的经济刚性和效率损失，完善自动稳定机制应在强调其稳定作用的基础上提高经济的灵活性，这一目标要求自动稳定机制的完善应在适当降低税率的基础上扩大征税的基础，以提高自动稳定器对经济周期变化的敏感性，同时改变预算的编制方法，降低财政支出制度的刚性。而相机抉择机制的完善应在保持政策灵活性的前提下坚持稳定第一，杜绝个人偏好对相机抉 择机制绩效的破坏性影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相机抉择机制需要一定的制度约束，这其中包括提高政策的独立性，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执行效果的透明度以及相应的惩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