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一方面,作为宋代文学发展演变的背景,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宋代文学传播活动,有利于宋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开拓。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事业的转折点,宋代文学传播活动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史的演进,也值得研究者重视。第一章权力归属与文学传播这一章节主要讨论北宋时期的文学传播特征,并不是简单地将历史上的事件一一罗列,而是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逻辑线索。行动者在政治场和文学场中占据不同的位置,通过政治权力获得文学权力,取得话语权。在宋初的代表诗人中,不同阶层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权力地位、活动空间和行为策略,决定了文学信息流动的规模、方向、目标、内容、形式截然不同。掌控政治权力的行动者更容易取得传播优势,推动符合自身喜好的文学观念流传。在古文运动发展过程中,古文家借助人际交流和科举考试传播自己的观念。这两种行为策略取得了不同的效果,人际交流确保了古文传统的传承,科举考试的影响确立了古文的发展方向。在北宋后期,政治场与文学场开始分离,文坛宗主不再是政坛的风云人物,反而受到当权者的迫害,政治权力对于文学传播活动的干预进一步强化,并形成巨大的阻碍。但文学场始终维持着自身的独立地位,不至于受到政治权力的操纵。第二章阶层分化与文学传播宋代士人一般兼具政治家、学者、文人这三重身份,具有相应的政治地位、经济生活、社会名望和学识修养。南宋之时,士人的社会角色开始了转型与分化,本章选择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在不同场域中的身份区别,分析其传播活动的不同取向,进而理解文学传播活动的时代特征与演变方向。南宋前期的文人地位较高,与政治场联系紧密,其言论内容与表达方式均与时事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南宋中期,文人难以掌握政治权力,通过学术、文学领域的成就建立自身的社会形象。笔者选择陆游、杨万里作为文人的代表,分析二人的师承渊源、文坛地位与传播策略,理解二人文名的差异。南宋后期,文学场的主要行动者大多居于社会底层。其进行文学传播活动的目的,或为得到文坛声誉；或为获取入仕机会；或为追逐经济利益。行动者地位的下移,导致了当时信息传播活动出现新的特征。第三章词体传播词与歌妓的密切联系自不待言,但宋词传播的最大特征即是一方面依附于妓乐文化；一方面又逐步脱离了妓乐文化。不同类型的歌妓具有不同的活动领域和服务对象,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味和行为方式,这种分众传播体现了传播对象的决定意义,而不是歌妓掌控着主导权。南宋时,词人地位下移,词乐活动多围绕家妓进行。具有大量文化资本的词人成为群体活动的中心,文学信息在小范围内流动。词体传播产生出小众化的倾向,词体特征发生相应的改变。南宋代表词人皆属特定阶层的文化精英,他们外在的身份地位和内在的才情修养对于词体的演进具有重要的影响。词体与妓乐文化的疏离,印刷媒介的应用,使得词体传播最终走向了文本化的道路,又导致词体的基本特征和审美特质的变化。第四章转型期的信息传播所谓转型期,是指印刷术的进步,印刷媒介初步应用于信息传播,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是,作为新生事物,印刷媒介尚未完全和文学传播相结合,这是研究者一直容易忽略的问题。印刷术的初步应用,从刊行内容上集中于经史之书,从选择导向上看归属于统治阶层,其推动文学传播的意义值得商榷。研究者习惯于从宏观上认识其意义,而容易忽略了这一时代特性。本章首先强调题壁这种传统的传播方式在当时进行信息交流的巨大作用；然后论述书籍的流通、印刷媒介对文学传播的应用；最后讨论随之产生的文本差异问题。总之本章着眼于文学传播在当时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即是从还原历史的角度立论。第五章传播意识与传播行为传播主体的意识与行为是一对相互统一的概念,传播意识得以产生,必须以大量的传播实践为基础；传播意识的指导意义就是将传播行为的目的性、针对性、倾向性表现的更为明确。正是社会现实的变化,引起行动者思想意识的深化与新变,回过头来指导实践的进行。宋人对“三不朽”概念的重新诠释,对传播意义由“传世”到“行时”的理解,对于石刻媒介功能的广泛运用,都说明在传播活动兴盛发达的时代里,宋人的传者意识逐渐深化。而以墓志文的传播讨论传者的独立,同样有着深刻的意义。分析逝者子孙和作者关于墓志文的争执,可见作为传播者的逝者子孙,与作者的分歧不仅仅是简单的认识不同,而是传播者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创作者妥协。这既可理解为传播者的地位增强,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不再是作者的传声筒；也可以理解为传播活动对于再生产活动的导向,要求作者服从传播过程中的要求。无论如何理解,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论述商业意识的增强,标志着传播者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预示着传播活动将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