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开启后世论赞一体的《左传》“君子曰”,研究者对其关注不够:对《左传》引《诗》,研究者的目光多集中于大夫行人辞令。对于《左传》“君子曰”引《诗》现象专门深入的研究亦是寥寥。有鉴于此,本文试结合商周时期瞽矇声教的背景,在春秋引诗赋诗的大环境下,通过梳理瞽矇乐师在春秋至战国地位的迁降,考察“君子曰”引《诗》的成因,分析其表现出的相关特点,探讨其对后世史传文学乃至古典小说的影响。正文共分三章:第1章《左传》“君子曰”引《诗》概述。《左传》的史评,有“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及“君子以为”四种类型,以“君子曰”作为这种史评的代称。本章通过共时和历时维度的数据统计分析,提出五个问题:何以“君子曰”引《诗》以《雅》、《颂》居多?何以“君子曰”引用《大雅》数量远多于《小雅》?何以在文体上相对独立的史评“君子曰”引《诗》的趋势和《左传》所反映的春秋引《诗》之风的兴衰一致?何以在鲁襄、昭时期,“君子曰”引《诗》达到了鼎盛?何以在鲁定、哀时期,“君子曰”引《诗》陡然败落?第2章瞽矇声教。瞽矇,即是盲人,因为灵敏的听力和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成为商周时期的宫廷乐师,肩负着如下职责:王室诗乐声教的传授,记史,讽谏。《左传》的作者左丘明正是这些盲者乐师的继承者。一代代盲人乐师把时人君子的言论行事记诵下来,并且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至左丘明,其中评论性质的言论成为了“君子曰”。由于周时诗乐声教以《雅》、《颂》为本,并且《小雅》后于《大雅》出现,故而在“君子曰”引《诗》中呈现出《雅》、《颂》居多并且《大雅》引用比《小雅》多的特点。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鲁襄昭时的“君子曰”引《诗》达到鼎盛,和瞽矇乐师坚持诗乐传统和讽谏之行是分不开的,代表人物则是师旷。但通过对师旷行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瞽矇乐师在襄、昭时期已沦为了聘送于大国之间的礼物,地位急转直下,故而在鲁定、哀时期,引《诗》之风骤歇。可以说,正是承载着诗乐之道的瞽矇乐师的流散导致了“礼崩乐坏”的最终完成。而乐师流入民间,又成为后世诸子之学的先导。第3章《左传》“君子曰”引《诗》的影响。“君子曰”不但开后世论赞一体,其引《诗》的引证手法也为后世史评所继承,其代表有《史记》的“太史公曰”;在古典小说中也能看到《左传》“君子曰”引《诗》的影响,其代表有《聊斋志异》的“异史氏曰”。通过上述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将《左传》“君子曰”引《诗》的现象还原到商周的历史环境下,用共时和历时的数据统计对其特点总结归纳,在瞽矇声教的背景中给予解释,并尝试地探讨了《左传》成书的相关问题,指出了《左传》“君子曰”引《诗》给予后世史传文学以及古典小说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