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仁济善堂，是一个由当地士绅捐资而成的民间慈善团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主要经费来源也不尽相同，大体可以分为四类：早期由清朝地方政府半指令性的商人捐助，如米捐和丝捐等；社会的自愿捐助，如经常性的会员捐助、临时性的个人募捐和不定期的公开娱乐活动募捐等；产业基金收入，如市区房地产租金和外埠田租等；最后是政府补助及其他收入，如二战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物资分配等。仁济善堂的各种经费收入在大多数时期相对充足，所办理的事业也比较多样化，主要事业有四个形式：一是普遍的道德教化，这种形式主要在早期出现，如惜字、放生、宣讲等；二是社会平等的理想化实践，体现在为贫寒子弟提供免费教育的义塾；三是民众生存极限及道德底线的日常维护，如赡老、恤嫠、施粥、给米、施医、给药、施棺、义冢等；四是突发性灾难的救助，如救助长江水灾、浙江台风灾害、墨西哥受难华侨、遣返各种难民、九·一八后为东北义勇军提供资金等等。历经数十年的政权更迭和政府职能相对弱化的时期，其规模和影响使之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善堂之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上海城市福利体制基本建立，仁济善堂由此停办。本文依据上海仁济善堂的经费来源和所办事业两个方面的材料来分析近代城市社会福利体制演化过程，认为自清朝晚期开始，伴随着中央控制力的减弱和地方社会不稳定加剧，上海仁济善堂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其重心由最初的道德教化和社会平等理想逐渐转移到了民众生存极限和道德底线的勉强维持上面，尽管近代国家对民间社会福利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这种影响始终是有限的，同时，也运用了多方面的材料对上海仁济善堂的工作效率做了客观的分析。本文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以上海仁济善堂为切入点，试图分析近代在社会保障方面，民间慈善福利组织与政府的角色定位，以及其中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