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工具理性扩张，价值理性失落，宗教信仰缺失，人被禁锢于理性的“铁笼”之中，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危机。为探索现代资本主义走出困境的出路，韦伯借鉴在资本主义早期曾经作为孕育资本主义精神、催生理性资本主义的重要精神动力--新教伦理的特征，希望重建基督教伦理，从而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再发展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因此，考察新教伦理的特点，以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是韦伯关注的重点。　　论文围绕着“重建的宗教伦理具有何种特性，才能有效地指导世俗伦理、规范人们的理性经济活动，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这一主要问题来展开的。为此，本文首先从正面阐述了韦伯关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能有效地引导世俗的经济伦理，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催生了近代理性资本主义；接着从反面论述了韦伯关于中国和印度宗教伦理的神圣化与世俗化之间的张力较弱，不能有效规范世俗经济活动，无法在本土内部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的观点，以凸现新教伦理的独特性。　　基于对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以上把握，论文分六章来开展：　　第一章主要介绍韦伯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想背景，对韦伯经济伦理思想中的“宗教伦理与经济伦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禁欲主义与神秘主义”概念进行了梳理；同时还分析了“韦伯命题”，即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最早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地方，以及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理论渊源。　　第二章主要论述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塑造作用的观点。该章首先阐述了韦伯关于资本主义产生条件，以及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包含勤奋、节俭、诚信、守时、理财等职业劳动观念；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合理谋利和尊重伦理的态度，获利是天职，获利的欲望受到理性和伦理的限制。同时考察了韦伯关于经过宗教改革，回归世俗的新教教义以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韦伯认为包括预定论、天职观、世俗禁欲主义等观念的新教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第三章集中论述韦伯关于儒教伦理不能为世俗经济活动提供有效的精神引导，促进中国理性资本主义产生的观点。韦伯通过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分析，认为中国社会的特点无法为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提供物质条件，而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缺乏一种理性精神引导。这样，韦伯接着对儒教伦理的本质进行了分析。韦伯认为儒教伦理是以“礼”为核心概念，以“孝”为基本美德的政治准则和礼仪法典，它追求的是仁勇兼备、智直并蓄的君子理想。他认为儒教具有入世理性主义因素，但没有完全摆脱巫术的影响，理性化不彻底；儒教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关心，导致其陷入传统主义的束缚；儒教伦理的君子理想无法促使经济理性主义的形成；儒教伦理传统的人伦观念抑制了理性化组织的形成；儒教伦理缺少理性资本主义的计算法则。因此，韦伯指出，儒教伦理的这些特点妨碍了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第四章主要论述韦伯关于印度教在无休止的“业报轮回”中追求来世的精神解脱，远离尘世，不能有效引导世俗的经济活动，不能给予资本主义形成时需要的精神动力，不能使资本主义在印度本土产生的观点。韦伯对印度种姓制度及婆罗门特权阶层的特点进行了阐述：接着分析了印度教的业报轮回、梵我同一、精神解脱、修炼瑜伽等教义；同时考察了印度教的“业报轮回”、“梵我同一”的救赎伦理，“种姓制”伦理，以及固守职业的伦理观。接着，韦伯分析了印度种姓制度的“洁净”与“污秽”、劳动分工永恒化的价值观、严格的职业世袭，以及“梵我同一”的精神解脱观，“业报轮回”的宿命论，工人无纪律、散漫的心态，印度教巫术性等特点。为此，韦伯认为印度教伦理这些特点是妨碍印度本土产生理性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　　第五章主要阐述韦伯如何通过分析道教和印度佛教的伦理教义，得出它们作为逃避现实，不去积极地改造世俗世界的宗教，不能为本民族资本主义产生提供精神动力，不能使资本主义在本土内部产生的观点。　　第六章主要剖析了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缺陷，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本章批判了韦伯论述的研究视角、文化立场的局限性，他对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东方宗教文化的理解、资本主义性质的认识等方面的片面性，及其思想的矛盾性；并借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为要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只能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改造为前提。　　最后一部分为小结，认为韦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具体办法，但他企图重建基督教伦理为我们思考如何解决现代社会危机提供了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