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长期存在着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孰优孰劣的争论,这些争论在翻译理论的构建和翻译实践的深化中影响深远。这一争论的热点从语言学框架下的直译意译问题,延伸到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层面,从仅侧重词语句子的比较到关注语言与文化内涵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在于基于归化和异化的完全对立而分别强调他们各自的优点,表现为非此即彼的片面性。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不断涌现的新理论的影响下,不少学者对两种翻译策略的看法趋于辩证,把两者看成是互补的双方。国内对此研究也从简单地坚持哪个策略更好,转向了在文学翻译中应该最好采取归化还是异化的分歧,仍然存在着某种片面性。本文通过分析语言及文化的密切联系及其对于翻译的影响,指出可以把异化和归化视为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在语言层面上归化比异化更好,而在文化层面上,对于具有文化特色的词语和句子,可以异化也可以归化。但就文学翻译来说,因为它要全面忠实地传达异已文化,所以最好采取异化的策略。这样的观点可以通过对两个《飘》的中译本的比较分析,得到有力的证明。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语言层面上必要的归化和文化层面上必要的异化,构成了一种二者有机结合的“杂合化”策略。本文的这一观点,应该是解决异化归化之争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本文的具体论述分为三章,另加前言和结论。第一章:“归化”与“异化”涉及的基本问题。首先介绍了“归化”与“异化”的概念,然后探讨了这两种策略的两个基本操作层面: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第二章:“归化”与“异化”在中西方的争论。本章通过分析两种策略的代表人物的观点,阐述了各自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杂合化”策略这一结论,即:在语言层面上采用归化,在文化层面上采用异化。然后从此原则出发,通过大量例子论证了其合理性。第三章:《飘》的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在语言和文化层面对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进行了对比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杂合化”策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