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首先界定了本文所要讨论的贪污受贿案中用于公务的情形,从贪污受贿案款项用于公务与犯罪构成、犯罪形态的关系分析,认为当犯罪嫌疑人以贪污或受贿的手段非法取得款项,就反映出其主观上具有法律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的故意,除非有充实的证据和合法的目的,即使其事后确实将这些赃款财物用于公务,也难以否认其事先的非法占有故意,且款项去向是属于贪污受贿行为人犯罪既遂以后的客观事实,均不应当影响贪污受贿罪的定性。但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款项用于公务的例外情况,对于被动受贿、“客观受贿”的实际案例,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严格限定条件,不能一概而论。第二章研究证明责任问题。建议设立公诉方与被告方之间的证明责任转换机制,在这此转换机制中实行贪污推定、受贿推定制度,彻底解决检察机关在贪污受贿所得款去向问题上证明责任与证明范围无限扩大的现状问题。我们应当不断提高反贪部门正确处理赃款去向“用于公”问题的能力与水平,从刑事立法、体制建设上堵住赃款去向“用于公”问题的缺口。第三章指出司法部门将贪污受贿款项用于公务适用“抵扣法”的弊端,但认为这一情形应当可以影响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