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承载着中国人的智慧，对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868年《道德经》第一部英译本问世以来，就有大量中西方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道德经》译本。这些研究多是从语言层面探讨译本质量与翻译方法的问题，然而，从文化角度着手的相关研究却寥寥无几。本文拟以“文化转向”为背景，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角度对比分析阿瑟·威利和辜正坤的译文。　　根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翻译即是一种改写，主要受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往往会影响译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翻译策略。　　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来分析两位译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特点以及赞助力量对《道德经》英译的影响;同时也从微观角度对比分析了两译本中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词语的英译，从而探究不同意识形态和诗学对《道德经》英译的操控。　　研究发现，阿瑟·威利和辜正坤由于受到不同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对《道德经》文化内涵的理解不同以及采用的翻译策略也不同，从而造成《道德经》英译的多样性。阿瑟威利为了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主要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而辜正坤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如直译，注释，归化等，目的是在保留《道德经》语言特色的同时，也力求准确传播道家学派的哲学思想。　　最后得出结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人确实对译者翻译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同译者往往会对原文产生不可避免的误解和误译，因此读者应结合译者的时代文化背景去品读各个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