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度史的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重要的研究环节,历来都受到相当地重视。近代以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著作,大多对官制有所叙述。本文所要研究的九卿制度就属于中央官制的一部分。汉与唐两个大一统的王朝经常作为中国早期帝国的典型而被并举,汉制与唐制也多为后代所效仿。在近代以来的研究著作中,汉制与唐制也经常是研究者用力最勤的地方。具体到中央官制,汉制被称为“三公九卿”制,而唐制则被称为“三省六部”制。西汉武帝中期以后,少府属官之一的尚书权势渐升,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而取代三公成宰相机构,至唐而三省鼎立,尚书省又下辖六部,完成宰相制度的三百年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三公、三省、六部的形成与演变研究颇多,而对于九卿却研究很少。汉代三公、九卿参与国政讨论,唐代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有下行上承之关系,九卿的权力、地位虽然发生了变化,但直到满清,尚有太常、光禄、大理、太仆、鸿胪等寺。延续两千年以上的这一整套机构,存在的理由就是其为事务机关。偌大的帝国总得有衙门办事,在中央,九寺就承担了这样的角色。九寺变为事务机关而著之于法令,则是从唐代开始的。而在秦汉以后,唐代以前,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寺机关,其职官性质及地位如何?这就是本文研究的目的。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卿之中,太常作为掌管礼仪的官员,廷尉作为掌管司法审判的官员,鸿胪作为掌管外交的官员变化均不太大。光禄在魏晋时期宿卫职能不断削弱,管理宫廷杂务的职能却不断增强。到了南朝更变成了虚职,北朝则将光禄定位成管理外朝宴会的机构,在太官一职的处理上颇费心思。卫尉由司宫城宿卫之官变为掌器械、文物之官,究其原因,在于魏晋时期,领、护等护卫帝王的禁卫力量发展壮大,严重削弱了卫尉的原有职能。司农由司钱帛粮食之官变为专司粮食之官,这应当与汉魏之际的战乱频繁,从而首重粮食有关。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朝廷仍然有大笔的钱帛出入,魏晋时期管理钱帛的机构很多都是皇帝的私库,但这些库藏之间统属关系暖昧不明。及至南北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使钱币的流通大为增加,这从国家的铸币事业中也可以看出来。所以设立一个专管钱财的机构,与大司农分职,并将零碎的财政机关置于统一的领导之下,成为当务之急,这就是南北朝时期太府创立的背景。宗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管理皇族的图籍,并非如两汉般对宗室有较大的权力。两晋时期设立的宗师对于宗正的权力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宗师就是宗室的“中正”,他对宗室的教育与选举具有相当大的发言权,北魏道武帝在设立宗师之初就明言是仿中正制度的,目的就在于辨宗党、别人才。随着中正制度的衰弱,仿中正制的宗师制到了唐代就不再看到了。太仆所掌舆马本包括御用和国用两个部分,南朝时期,一方面太仆不再掌车,另一方面国用与御用区分开来,北朝形式上虽然仍沿汉魏旧制,车马均在太仆辖下,但将御用与国用区分开来则是承南朝制度。少府在诸卿之中,是皇室“家臣”色彩最浓的一个官员。西汉时期管理着帝室的财政,东汉虽然将财政权统归司农管辖,但少府所掌仍然以宫廷事务为主。魏晋时期,将东汉文属少府的机构划出,而刘宋时期少府属下尚方令从掌御用刀剑的制造到掌军国刀剑的制造,这种突破带动了少府突破家臣的色彩,也被隋唐所继承。引起九卿职能变化的原因约有三个。首先是九卿与尚书权责不清。尚书在逐渐形成为权力中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与九卿产生摩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尚书与九卿的存废问题有过好几次讨论,而且九卿也曾一度合并废罢,但始终不能废一存一,始终是两者并存,表明二者关系亟待理清,但总的倾向仍是尚书诸官对九卿职权的侵夺。其次是门下省与九卿的分工。汉代九卿有很浓重的家臣色彩,即除掌管国家事务之外,还掌管大量的宫廷事务。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卿职能的一大转变就是渐渐脱离宫廷事务的管理而转向专管国务,即完成了其从家臣到朝臣的转变。究其转变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门下省对于宫廷事务的管理。至隋炀帝分门下置殿内省,专管皇帝事务,可以说,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卿掌管宫廷事务方面的职能做了一个总结,也使九卿家臣的色彩大为减低。第三是时代的因素。这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光禄与卫尉职能的变化最为明显。光禄与卫尉本来都职司宫廷护卫,但到了唐代却完全没有了这种职能。这种转变发生在汉魏之际。当时曹操独揽大权,但并不敢突破大义名分,为了能使自己的官僚系统实际掌管国政,他新设了很多职官来控制权力。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建立了以亲兵为主的护卫组织,后来发展成为领、护军系统,而在许昌职司保卫汉帝的光禄、卫尉自然在曹操削弱之列。曹操新设的护卫系统为后代所继承,剥夺了原光禄、卫尉的职能。这并不是两卿本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人为的因素。汉代九卿制度历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做了一个总结,原来的“三公九卿”体制变成了“三省六部”体制。唐代九卿不再参与政务的制定,退出了行政中枢的行列,变成了一个负责具体执行的事务机关。